本文鉴于台湾政府近年在国土空间规划策略响应全球化,以及财政资源紧缩的压力上,探讨国家机器如何以划设各式特定区、专区的名义,主导新自由主义空间试验的执行。本文认为,观察近年台湾各式特区划设与重大建设的治理模式,虽然在政策论述上具有实践全球竞争力之构思,惟执行上却是1990年代以来农地释出政策的持续延伸,在名为支持新产业空间的生产同时,却无法有效化解投机性不动产开发的疑虑。同时,各式国公有土地与国公营事业用地的出售/租本身就是一种"空间修补"手段,除了用意上具有透过售地舒缓地区财政危机的物标,并且为台湾内部的过剩资本重新开启可供投资回路。在台湾1990年代后围绕不动产开发与投资产生的政商联盟下,本文透过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David Harvey所提的"夺取式积累"作为分析的取向,并且重新讨论台湾特殊地理脉络下,政府如何藉由国家机器的制度优势来迎合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并透过重建国土规划、公共财政与土地政策中的治理议程,藉以塑造夺取式积累的正当性。然而,这些措施之下,经济发展并未有效振兴,同时自然环境破坏、农业资源流失、公共资产的私有化,却在各式特区划设之下产生严重的空间竞逐,而且成为调节不动产市场的重要管道。因此,本文此处透过近年政府提出的资产活化策略作为依据,并以前国营事业机构─"台糖公司"的土地活化策略作为分析案例,探索这个全台最大农地地主,在国家新自由化的政策压力下,透过活化策略操作的亲商意图,以及这套私有化途径造成的社会成本与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