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发展形态,其治理体系一直对各项体育事务的改革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治理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中,人类社会与现代奥运的日益发展,不断对诸如奥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组织提出新的要求。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的情势下,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联合决定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国际奥委会的这一做法的伦理正当性得到了一致的赞同,但是其程序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本研究以东京奥运会延期所引发的一系列影响与讨论为背景,从冲突理论的视角,以"索普事件"、"《奥林匹克宪章》的修订和扩充"、"盐湖城丑闻事件"、"东京奥运会延期"等重大事件为切入点,对奥林匹克运动治理体系的演变历程进行追根溯源,寻求并总结其规律和特点,重点从治理的途径、主体以及效果三个维度横向地对治理体系各个阶段进行剖析,最后借鉴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完善奥林匹克治理体系、实现奥林匹克运动治理体系在重大冲突或事件中的有效治理和推进奥林匹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档案考证法等研究方法。研究结果:1.回顾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以来得治理理念和方式的主要演变历程,将其分为六个阶段:（1）业余主义的精英式治理（1894-1916年）:复兴伊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以亨利皇家赛舟会和英国体育组织的管理方式为基础,构建了国际奥委会,其缺乏现代民主机制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减少外界干扰,但其内部的组织建设以及外部与其他组织之间联系的矛盾日益恶化。"索普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对业余主义的修订,进一步也拓展了对国际奥委会组织的变革,为下一阶段三大支柱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第一次民主化催生（1916-1940年）:随着奥运会规模上的扩大,国际奥委会已经不能自己举办奥运会了。国际奥委会开始寻求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之间的合作,这一阶段奥林匹克三大支柱得以确立,并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尽其职;（3）规范性的全面提高（1940-1952年）:因为二战的爆发,国际体育秩序受到政治环境的干预,同时也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吸纳了更多"奥林匹克国家",为应对这种变化,1949年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使得规范性和正规性得到全面的提高;（4）从"政令式管理"到"系统性治理"的转变（1952-1972年）:20世纪60年代以后,奥运会的规模不断扩大,运营多为赤字状态,并且各组织之间的活动内容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国际奥委会严重失衡,为下一阶段"系统性治理"的埋下伏笔;（5）奥林匹克运动进入新旧交替（1972-2014年）:70年代以后,政府、赞助商等利益相关者意识到奥林匹克体系的重要性,都积极参与到治理格局中来,传统的奥林匹克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逐渐完善起来。盐湖城丑闻事件爆发后,国际奥委会被迫进行了结构上的改革,不得不吸纳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之后系统化治理初步形成;（6）奥林匹克治理体系新思考（2014年至今）:2014年,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奥林匹克2020议程》,再加上多种利益集团利益和权利的博弈下,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网络化奥林匹克运动治理体系逐渐形成。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治理体系中不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组织,其他利益相关者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也变得更加复杂。2.冲突理论视域下的奥林匹克运动治理体系分析:（1）利益作用的改革与整合;先是由一个国际奥委会独立自治,到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三大支柱共同管理,再到现在多种利益集团网络化治理,其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2）冲突促进瓦解与变迁;多方利益集团因权力、地位、资源分配或者价值观念都会导致冲突,冲突本身属于社会的普遍现象,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正功能,可以消除组织内部与外部的不满、打破旧秩序、推动新规范的产生以及促进多方关系的不断改善;（3）弹性社会的交互与冲击:奥林匹克运动治理体系中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除国际奥委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元化、开放化的奥林匹克运动治理体系就变得弹性比较大,就会容易出现冲突。东京奥运会延期这一决策的背后以及后续影响很大程度源于此。研究建议: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为完善和建设奥林匹克运动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1）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多元治理主体;（2）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3）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体系,引领奥林匹克运动治理走向善治。研究结论:奥林匹克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为了实现奥林匹克运动的革新和延续,纵观当前国际奥委会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决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推进奥林匹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刻不容缓。中国理应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为完善奥林匹克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