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体育锻炼的过程中,人体会产生一些因子降低个体的焦虑水平等消极情绪,这种现象会对个体的应对方式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从而促使心理健康水平的发展。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重大压力源时的有效应对与良好适应,它被作为联系个体健康与幸福生活的良好心理品质。本研究旨在分析中学生体育锻炼对其应对方式的影响,并探讨心理韧性在体育锻炼和应对方式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理清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学生在应对压力时能够倾向于选择积极应对方式,最终促进其心理健康。与此同时,根据研究结果也可证实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中学生群体增强终身体育的意识和体育锻炼的参与度。研究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河南省4所中学内以班级为单位,随机选取共500名中学生作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其中2所省会学校,1所市区学校,1所乡镇学校。研究中应对方式的测量选用了由解亚宁（1998）结合我国的人文文化而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心理韧性量表》选用于肖楠、张建新（2007）基于Connor、Davison编制的心理弹性量表（CD-RW）的修订版本。研究中的以锻炼量为体育锻炼的测评标准,选用由梁德清（1994）等人修订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进行测量。问卷采用当场作答的方式进行填写,填写前强调问卷的匿名性。此次调查共回收477份问卷,回收率为95.4%,剔除12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465份。采用软件SPSS21.0中的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结果析出因子数不为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力为27.42%（小于40%）,则可判定该问卷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判断性别、有无固定锻炼伙伴在锻炼量、心理韧性、应对方式各维度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家庭住址在各维度上的差异;采用相关分析探讨锻炼量、心理韧性、应对方式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利用回归分析探讨个体应对方式的不同选择是否由心理韧性和锻炼量所引起,同时检验心理韧性是否在锻炼量与应对方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最后,以性别、有无固定锻炼伙伴和家庭住址为控制变量,心理韧性为中介变量,锻炼量为自变量,应对方式为因变量,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的检验,设置置信区间为95%,选择5000样本量。若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视为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1）心理韧性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男生在心理韧性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而女生的消极应对方式得分高于男生;其它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有无固定锻炼伙伴在锻炼量和不同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有锻炼伙伴的学生在锻炼强度、锻炼时间、锻炼量和坚韧上得分显著高于独自锻炼的学生;在应对方式上,独自锻炼的学生在消极应对方式上得分较高,积极应对方式得分较低。基于调查范围为河南省,且排除被试家庭住址为直辖市的情况下,将家庭住址分为四种类型（省会城市、市辖区/县、乡镇、农村）。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住址在锻炼量、心理韧性和应对方式上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在锻炼量和心理韧性方面,家庭住址为市辖区/县的学生得分皆较高,而乡镇的学生得分相对较低;在应对方式方面,农村学生积极应对方式较高,省会城市的学生消极应对方式得分较高。（2）锻炼量与心理韧性（t=0.235,P＜0.01）和积极应对方式（t=0.235,P＜0.01）皆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锻炼量与消极应对方式（t=-0.474,P＜0.01）呈显著负相关,与其它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具体表现为锻炼强度越大、锻炼时间越久,学生的坚韧性、乐观性与积极应对方式水平越高,消极应对方式水平越低;锻炼频率越高,则积极应对方式水平越高。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负相关。（3）锻炼量通过心理韧性预测积极应对方式的结果区间为[0.0064,0.0433],数值不包含0,说明心理韧性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B=-0.054,P＜0.001）且中介效应大小为35.68%;心理弹性在体育锻炼和消极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1）女生、省会城市学生、独自锻炼的学生趋向于选择消极应对方式,男生农村学生和有锻炼伙伴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积极应对方式。选择锻炼伙伴对个体应对方式上有着积极影响。（2）在一定范围内锻炼量越大,心理韧性越好的学生,其应对方式越积极;心理韧性越差的学生应对方式会趋向于消极选择。因此,提高心理韧性水平是改变个体应对方式的有效途径之一。（3）体育锻炼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应对方式,也可以通过影响心理韧性进而达到趋向于选择积极应对高应激的方式。由此可见,体育锻炼不仅能够增强人们的体魄,更能够锻炼个体坚韧不拔的优秀心理品质。在这里,呼吁广大青少年加强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识,并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树立终身体育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