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警示在当前政府规制活动中被大量采用,然而,从"多宝鱼案"及"砒霜门"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警示公告因为其影响效果的广泛性,可能给相关当事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一则不严肃的消费警示更是严重拷问着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在行政法体系内对政府消费警示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具体包括政府消费警示的法律性质及救济方式等进行分析整理显得确有必要。作为规制手段的消费警示在行政法体系中所处何位、有无法律依据,其法律性质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指导亦或为他种事实行为?对政府不当的消费警示行为,当事人能否通过诉讼得到救济?又如何救济?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大致构思如下:首先,关于消费警示的兴起与法律依据问题,笔者认为消费警示的兴起与当前所处的风险社会息息相关,因为其灵活、有效、低成本的特点,消费警示成为政府预防公共风险的规制手段之一,而我国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公开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为政府在食品、药品等领域采用消费警示手段进行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次,关于消费警示的法律性质问题,学界有认为其为具体行政行为或行政指导者,本文对此进行一一辩诘,认为上述观点存在不科学之处。在当前境况下,政府消费警示的性质可暂定为未型式化的事实行为。再次,笔者结合行政事实可诉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消费警示纳入诉讼救济的现实意义,认为将政府消费警示行为纳入诉讼救济有其现实必要性及操作上的可行性。最后,结合消费警示的分类,分析不同政府消费警示可能涉及的诉讼类型及审查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