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的产品是信息。财务报告的受托责任观认为,可以较好反映管理人员经营公司绩效的信息最符合管理层的法定利益,因为这促进了有效的激励合约以及管理人才市场的较好运行。财务报告有用性的信息观认为,预测未来公司业绩的责任在个人,并且专注于为此提供有用的信息。鉴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分离,所有者不太可能观察到公司会计报告系统的细节,管理人员有多种形式的信息优势,并且很可能利用信息优势从事利己主义行为。应注意到公司管理人员可能有一种动机,去迎合那些想探听某些消息的投资者的需求,他们会进行自愿披露,即披露的信息量超过会计准则及其他报告最低标准要求。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及自愿披露本身的性质和程度来传递一些内部信息。理性投资者由此会仔细关注,管理层在会计政策选择及披露上都做了什么。理论上已表明,存在多种原因使得企业会自愿生产多于准则要求的信息。这主要源自合同订立的信息需要和市场力量。合同方需要信息来激励努力、奖励成就。管理者人才市场和接管市场与证券市场相互作用,激励管理人员通过披露信息来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其中,接管市场也称为公司控制权市场,如果管理人员不能提高公司价值,公司就有可能被接管,如果接管成功,管理人员就会被替代。股东的不满情绪越高,接管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公司控制权市场作为外部公司治理机制,激励管理人员提高公司价值,是企业信息生产的动力之一。接管机制对公司信息环境的影响如何?控制权转移公司高管为应对离职风险而采取什么样的自愿业绩预告策略?董事会监督与控制权转移是替代还是互补的两种机制?本文主要从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转移来考察接管机制如何影响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于许多产品,市场力量足以引导其生产接近最佳数量,而无需过多管制。市场力量可以充分控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保护投资者,并且使管理人才市场和证券市场得以更好地运行。然而,信息是一种复杂、重要的商品,虽然有许多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公司生产信息的机制,但单靠市场力量无法实现信息生产的最佳数量。原因包括外部性、搭便车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投资者既无法观察到公司的真实业绩,亦无法观察到管理层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在原因。即使在有效的资本市场,在企业预期未来业绩方面,管理者依然持有优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这些市场失灵问题支持了对财务披露进行管制的特点。通过管制来保护投资者直接导致了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产生,以制定会计准则来实现其对会计的管制作用。我们将准则制定者视为存在利益冲突的投资者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协调者。即管理层自愿披露的私有信息与公司强制披露的信息相关。我国的业绩预告呈现出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特点,公司的管理层在接收到信息之后既可以立即披露又可以将披露延迟至未来的某个期间。在多期间的情境中,强制披露的盈余信息与公司价值正相关时,管理层如何作出与价值相关的信息披露?为此,本文研究两方面问题:一是公司控制权市场如何影响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二是强制性披露又如何影响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本文共8章。第1章为导言;第2章,回顾并评述主要的相关文献;第3章,介绍我国的相关制度背景;第4章,构建理论模型阐释本文研究的两个问题,为实证检验准备理论基础;第5章,介绍实证研究设计,包括假设发展、数据来源、样本选择、变量定义和计量模型;第6章,检验第一个问题,即公司控制权如何影响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第7章,检验第二个问题,即公司强制性披露如何影响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第8章,结论。第2章,评述三个方面的重要相关文献:公司业绩如何影响管理层自愿信息披露、公司控制权市场如何影响公司信息环境、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可靠性及经济后果。第3章,从两个方面介绍相关的制度背景:首先,我国上市公司信息制度规则体系,阐述法律责任会对管理层的报告决策形成约束,外部性、搭便车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市场失灵问题支持了对财务披露进行管制的必要性;其次,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制度。第4章,构建理论模型对本文研究的两个问题进行阐释。公司控制权市场作为外部公司治理机制,激励管理人员提高公司价值,也是信息生产的动力之一。一般认为,购买方拥有某种专长能够提高目标公司的投资效率,且在购买当下获得对目标公司的实物期权,对目标公司的项目质量作出更多了解之后可以选择最优的投资水平。当目标公司未被接管时,管理层希望公司投资额越高越好。这一点可以从管理层追求的声誉以及私人利益方面作出解释。一旦目标公司被接管,那么管理层将会被解雇并因此失去从投资中可获取的效用。考虑到自己的披露对投资水平与接管威胁的影响,管理层将选择一个私有的披露策略以最大化自己的预计效用。非合作博弈使我们能够把常存在于财务报表不同使用群体之间的冲突情况模型化。我国的业绩预告制度起步较晚,同时呈现出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特点。在理论上,管理层偏好的披露策略是临界值策略,即当且仅当信息高于临界值,他们才披露私有信息。随着公司报告的盈余增加,上述临界值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当报告的盈余增加时就会出现信息披露减少的情况。然而,公司的管理层在接收到信息之后既可以立即披露又可以将披露延迟至未来的某个期间。因此,对于延迟披露的信息来说存在一个期权价值,反之如果立即披露信息,显然失去了将信息在未来披露的机会。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此动态博弈模型,当存在与披露相关的实值期权时,披露的可能性随报告盈余的增加而上升;这项期权的价值随公司报告的盈余而降低。因此,即使披露的临界值随报告盈余的增加而不断上升,披露的可能性也随盈余的增加而增加。本文证明:第一,存在接管威胁时,目标公司倾向于减少自愿披露;第二,当目标公司的经营风险很高,且当公开报告利好时,管理层倾向于少披露;当目标公司的经营风险很低,且当公开报告不利时,管理层倾向于少披露。第三,当目标公司的产出受到总产出的影响时,随着总产出的提高,管理层会减少好消息以及坏消息的披露;第四,在第一期获取信息的管理层作出自愿披露的可能性随第一期报告的盈余而增加;第五,当强制披露好时,自愿披露的价格反应会更低;当强制披露差时,自愿披露的价格反应会更高。第5章,拓展理论模型的实证含义,发展研究假设,并设计计量检验思路。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股票市场中正常运营的非金融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进行相关系数检验,考察控制权转移、公司业绩与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对不同的具体研究问题分别构建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第6章,对公司控制权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进行检验并发现:第一,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目标公司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动机越弱;第二,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转移风险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对业绩的敏感性越低。第7章,检验公司业绩如何影响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并发现:第一,上市公司业绩越好,管理层自愿披露业绩预告信息动机越强;第二,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动机越强,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对业绩的敏感性越低。总的来说,本文提供了控制权市场作为企业信息生产私人动力与管制下的强制信息披露如何影响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接管将投资决策置于购买方手中可以提高效率,并据此作出更有效的投资决策。然而,接管也会给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带来一定的成本,后者会因为被接管而失去工作。因此,如果披露私有信息会导致被接管的可能性增加,管理者作出披露的意愿降低。由此可知,接管的可能性并不一定会提高信息质量,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目标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动机更弱。本文还发现管理层披露信息的动机随强制披露的质量的影响。特别地,本文发现管理层作出披露的动机随强制信息披露的质量呈现出非单调变化的特征。当目标公司的经营风险很高,且当公开报告利好时,管理层倾向于少披露;当目标公司的经营风险很低,且当公开报告不利时,管理层倾向于少披露。在实证上,本文发现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转移风险越高,其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对业绩的敏感性越低。这意味着当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转移风险不断增加时,很难直观地观测到公司业绩与披露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两期间模型,考察披露可能性与公司报告盈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强制披露影响管理层自愿披露的重要证据。管理层总是策略性地选择何时披露他们的私有信息,可以部分解释单期间披露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强度为何不一致。本文还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公司控制权市场作为外部公司治理机制,激励管理人员提高公司价值,也是信息生产的动力之一。公司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小,管理层披露的动机增加,那么这类公司中董事会的效率也就越高。从另一方面来讲,知悉情况的董事会强化了公司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了被接管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董事会监督与控制权转移是互相替代的两种机制,为进一步的公司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与经验支持。有效证券市场是与充分披露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提供自愿披露的可能性随强制披露而增加的证据,表明管理层总是策略性地选择何时披露他们的私有信息。这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财务披露进一步管制提供了方向与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