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自觉的一个鲜明的标志是文体意识的自觉，不仅使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样式从文史哲混杂中分离出来，而且也使文学类型从内部区分而确立了不同的文体形式。曹丕、陆机、钟嵘、挚虞、萧统等文论都对文体分类的问题进行了辨析，形成文体讨论的热潮，也形成文体论发展的高潮。在刘勰的创作动机和理论思路的指导下，《文心雕龙》五十篇就有二十篇文体论，专门讨论各种文体的理论和批评实践，纵观刘勰的文体论，一方面从实践上以其二十篇分别讨论各种文体形式，构成了文体分论专章；另一方面则在其他理论篇章中针对辨体、观体、正体、立体从理论上构成文体论。刘勰着力解决的确实是当时文坛“去圣久远，文体解散”及其文体混淆不清的问题，因而着眼于文体的“囿别区分”。更为深层次的文体问题，诸如文体的规则、制式、法度、标准等关系到文体体式、体制的理论问题，刘勰则是通过其理论体系的讨论，主要从体式、体制、体势三方面来加以深入讨论的，构成其文体论的深层次理论层面。刘勰的文体论通过体式、体制、体势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和逻辑关系，无论是因果关系也好，还是顺承关系也好，都是自然而然的必然结果。体式、体制、体势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构成整体；三者亦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身作用，文体因其体式而构成体制，因体式和体制而又构成体势，这对认清文体的规律和促进文体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由文体的体式、体制、体势的内涵到外延的扩大和延伸，也从文体论扩大到整个文学论及其文学关系论，牵涉到文学体制、制度、规则、法则、规律等更为重大问题的讨论，从而使其意义更为深远和深刻。刘勰的文体论对于今天的文体论建设及其文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