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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税法存在漏洞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债务人的债务被债权人豁免，相当于债务人获得一笔收入，债务人应当填报1099-C（税务信息表格），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举个例子，如果2017年特朗普的债权人勾销其400万美元的贷款，相当于特朗普获得400万美元的收入，应当就这400万美元申报纳税。但是，企业往往采取大胆的避税策略，将被豁免的债务转换为股份，看似企业还清债务，且不用就被豁免部分承担纳税义务，但实际上侵害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利益。因此，1993年，美国国会和国税局全面禁止所有公司“债转股”。
但是，美国的富人再次利用美国税法的漏洞，避开禁令，将被豁免的债务转为合伙企业的股份，其避税原理和避税效果和“债转股”完全相同。以特朗普为例，特朗普在大西洋城共拥有三家赌场，全部通过合伙企业形式持有。而20世纪90年代，特朗普迫使其债权人豁免部分债务，正是将被勾销的债务转换为合伙企业的股份而规避纳税义务。当然，这种做法在当时并没有违背美国税法，因为税法规定禁止将被豁免债务转换为公司股份，却并未禁止将其转换为合伙企业股份。在美国，公司和合伙企业具有本质不同，美国税法存在的这项漏洞再次被企业家们利用。2004年，美国国会宣布禁止合伙企业债转股，堵塞了这一避税途径。
但就目前而言，美国的税法中仍有疏漏之处，美国地产行业避税已成为常态。美国的公司税制极其复杂，但对于大型地产公司而言，大多数地产公司和建筑公司属于私人所有，在税法上也并不像上市公司那样受到严格审查。地产公司往往有办法通过各式各样的税务操作手法和相关安排躲避纳税。例如，美国税法第1031条规定，如果利用自己商业性质的房产交换同样类似的房产，则不予承认交换过程中的资产利得，也就不用缴纳交换过程中产生的资产利得税。美国房地产企业往往通过类似条款，递延或者规避纳税义务。
（四）美国的企业制度
美国法律规定，企业可以自行选择实体（如有限责任公司等）或者非实体（如合伙企业等）的组织形式。不同组织形式适用不同的税收制度。企业选择实体形式，意味着需要承担企业所得税；而由于美国的企业所得税较高，且股东通常面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双重课税，富人往往通过选择非实体形式避免缴纳企业所得税，例如选择合伙企业形式经营，则企业的所得直接计入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由合伙人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特朗普在大西洋城的三座赌场全部是通过合伙企业形式经营，当发生亏损时，就能够冲减实际个人应纳税额。通过选择合伙企业或者无限责任公司这种经营形式，就可以将避税所得直接转化为个人财产利益。
特朗普避稅的法律评析
（一）避税行为游走于法律边缘
对于特朗普避税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各界争论不休，看法不一。特朗普本人及其支持者声称，作为企业家，特朗普只是充分利用税法，合理安排企业的财务和业务经营，尽最大可能性维护自己企业的合法权益；企业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企业家通过合法手段节约税收支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反对者则认为，特朗普滥用税法漏洞的避税策略已经达到法律容忍的边缘，其避税行为已经侵害他人（如豁免特朗普债务的债权人）的税收利益，严重违背美国税法的核心原则。
如何打击灰色地带的避税行为，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各国关注，国际税收领域热门的BEPS计划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打击国际避税行为。笔者认为，打击避税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及时更新税法，弥补法律疏漏，最大限度压缩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对于怎样界定避税和逃税，也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或许可以重新界定避税和逃税的界限。
（二）我国应当以此为戒，健全税收体系
企业有逐利的天性，避税行为在各国屡禁不止。美国被公认为全球税收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其税法尚且存在避税行为可利用的疏漏之处。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税收体系尚未成熟，应当以特朗普避税案为戒，建设健全我国税收体系。
首先，我国应当推进税收法制化进程。截至目前，我国19个税种中仅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税和环境保护税4个税种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税种均游离在人大立法之外。健全税收体系首先应当推进税种立法，有法可依才能完善税收执法。
其次，税法应当与时俱进。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数据信息时代的来临带来企业经营形式的转变和技术手段的革新，如电子贸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可视性和相对稳定性。税法一经确立，并非一成不变，而要及时根据新的经济状况作出相应调整，同时弥补现有漏洞。
最后，我国应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目前我国大部分税收收入来自间接税，企业税负相对较重。而与其他国家相比，直接税比重不足，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税收不能很好地发挥调节收入的作用，纳税能力原则体现不足。提高直接税比重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动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课征改革。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债务人的债务被债权人豁免，相当于债务人获得一笔收入，债务人应当填报1099-C（税务信息表格），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举个例子，如果2017年特朗普的债权人勾销其400万美元的贷款，相当于特朗普获得400万美元的收入，应当就这400万美元申报纳税。但是，企业往往采取大胆的避税策略，将被豁免的债务转换为股份，看似企业还清债务，且不用就被豁免部分承担纳税义务，但实际上侵害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利益。因此，1993年，美国国会和国税局全面禁止所有公司“债转股”。
但是，美国的富人再次利用美国税法的漏洞，避开禁令，将被豁免的债务转为合伙企业的股份，其避税原理和避税效果和“债转股”完全相同。以特朗普为例，特朗普在大西洋城共拥有三家赌场，全部通过合伙企业形式持有。而20世纪90年代，特朗普迫使其债权人豁免部分债务，正是将被勾销的债务转换为合伙企业的股份而规避纳税义务。当然，这种做法在当时并没有违背美国税法，因为税法规定禁止将被豁免债务转换为公司股份，却并未禁止将其转换为合伙企业股份。在美国，公司和合伙企业具有本质不同，美国税法存在的这项漏洞再次被企业家们利用。2004年，美国国会宣布禁止合伙企业债转股，堵塞了这一避税途径。
但就目前而言，美国的税法中仍有疏漏之处，美国地产行业避税已成为常态。美国的公司税制极其复杂，但对于大型地产公司而言，大多数地产公司和建筑公司属于私人所有，在税法上也并不像上市公司那样受到严格审查。地产公司往往有办法通过各式各样的税务操作手法和相关安排躲避纳税。例如，美国税法第1031条规定，如果利用自己商业性质的房产交换同样类似的房产，则不予承认交换过程中的资产利得，也就不用缴纳交换过程中产生的资产利得税。美国房地产企业往往通过类似条款，递延或者规避纳税义务。
（四）美国的企业制度
美国法律规定，企业可以自行选择实体（如有限责任公司等）或者非实体（如合伙企业等）的组织形式。不同组织形式适用不同的税收制度。企业选择实体形式，意味着需要承担企业所得税；而由于美国的企业所得税较高，且股东通常面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双重课税，富人往往通过选择非实体形式避免缴纳企业所得税，例如选择合伙企业形式经营，则企业的所得直接计入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由合伙人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特朗普在大西洋城的三座赌场全部是通过合伙企业形式经营，当发生亏损时，就能够冲减实际个人应纳税额。通过选择合伙企业或者无限责任公司这种经营形式，就可以将避税所得直接转化为个人财产利益。
特朗普避稅的法律评析
（一）避税行为游走于法律边缘
对于特朗普避税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各界争论不休，看法不一。特朗普本人及其支持者声称，作为企业家，特朗普只是充分利用税法，合理安排企业的财务和业务经营，尽最大可能性维护自己企业的合法权益；企业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企业家通过合法手段节约税收支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反对者则认为，特朗普滥用税法漏洞的避税策略已经达到法律容忍的边缘，其避税行为已经侵害他人（如豁免特朗普债务的债权人）的税收利益，严重违背美国税法的核心原则。
如何打击灰色地带的避税行为，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各国关注，国际税收领域热门的BEPS计划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打击国际避税行为。笔者认为，打击避税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及时更新税法，弥补法律疏漏，最大限度压缩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对于怎样界定避税和逃税，也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或许可以重新界定避税和逃税的界限。
（二）我国应当以此为戒，健全税收体系
企业有逐利的天性，避税行为在各国屡禁不止。美国被公认为全球税收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其税法尚且存在避税行为可利用的疏漏之处。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税收体系尚未成熟，应当以特朗普避税案为戒，建设健全我国税收体系。
首先，我国应当推进税收法制化进程。截至目前，我国19个税种中仅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税和环境保护税4个税种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税种均游离在人大立法之外。健全税收体系首先应当推进税种立法，有法可依才能完善税收执法。
其次，税法应当与时俱进。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数据信息时代的来临带来企业经营形式的转变和技术手段的革新，如电子贸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可视性和相对稳定性。税法一经确立，并非一成不变，而要及时根据新的经济状况作出相应调整，同时弥补现有漏洞。
最后，我国应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目前我国大部分税收收入来自间接税，企业税负相对较重。而与其他国家相比，直接税比重不足，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税收不能很好地发挥调节收入的作用，纳税能力原则体现不足。提高直接税比重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动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课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