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女性是否曾作为角斗士的身份在古罗马的竞技场出现过?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中外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自从2001年英国考古学家从伦敦附近南瓦克区的大多佛街墓地中出土了被命名为"大多佛街女人"的古罗马年轻女性的遗骸以及大量与角斗士文化相关的文物之后,似乎更引发了国外学界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但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研究仍较少,这与我们的史料分析不足不无关系。本文将依据对相关文献和史料的理解分析,从体育史和体育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对古罗马女性参加格斗竞技的可能动因与相关背景进行探讨。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研究结果:有关古罗马女角斗士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考古证据非常少。有关记载古罗马女角斗士的文字资料一共仅在文史古籍中发现了零散的十处,以及一个碑刻铭文。截至目前,比较知名的实物考古成果仅有"大多佛街女人"和"女角斗士亚马逊和阿吉丽亚浅浮雕"两项。综合学界的正反两面的观点,"大多佛街女人"仅有七成的可能性被认为是女性角斗士存在的证据。而"女角斗士亚马逊和阿吉丽亚浅浮雕"是迄今为止能够证明女角斗士真实存在的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研究结论和建议:1."女角斗士亚马逊和阿吉丽亚浅浮雕"被我们国内的一些文献说成是发现于伦敦附件的小城哈利卡纳苏斯,虽不知此观点最初如何产生,但笔者在比对国外多种史料和研究成果后发现,此种说法其实是"以讹传讹"。目前可以认定的是,该浮雕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第31任苏丹阿卜杜尔·马吉德(Abdul-Medjid)于1846年前后送给热衷考古的时任英国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公使斯特拉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的,坎宁随即又将其赠与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因此,它并非是在英国发现的,而是来自于土耳其位于爱琴海与地中海交界处的的博德鲁姆市(Bodrum)。2.该浮雕单从构图上看,似乎只看见两个人手执利刃和盾牌,摆出了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并无任何特别之处,甚至无法确定其为女人。但浮雕下方的铭刻为希腊文的Amazon和Achillia,这两个名字都与古希腊英雄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很有渊源。Amazon(亚马逊)是一个矫勇善战的女战士部族的名字,其首领正是被除了脚踝混身都刀枪不入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所杀,而阿吉丽亚(Achillia)则是阿喀琉斯名字的女性形式。因此,从浮雕上铭刻的这两个名字就可判读此二人皆为女性,并很可能是为了表演的需要而特意起的"艺名"。其次,她们的着装为典型的角斗士装备。包括盾牌、短剑、头盔、佩剑腰带(Balteus)、缠腰裤头(Subligaculum)、护腿(Greave)、护臂(Manica)等。而且最重要的是该浮雕表现的是两个人的对抗。3.浮雕上端铭刻的希腊文"apeluthesan"其实更加蕴涵深意。这个词直译成拉丁文是"missae sunt",意思是"missae已获通过"。[6]简单地说,就是意味着两人都可以体面的离场,不用继续拼斗至一方彻底死掉。其中"missae"这个词是当时角斗竞技赛场经常使用的重要术语,我们可以从竞技规则与伦理角度做如下解读:以两人对战为例,当一方已经受伤严重时,如果他继续角斗直至被杀死,这个结果被称为"stansperiit",直译为"站着死",是一种荣耀的死法。或者,他也可以向裁判竖起左手食指或主动放弃自己的装备(如盾牌或剑)来表示认输并提出退场请求(missus或missio),但他能不能活着离场取决于观众的"呼声"(观众往往会一边呼喊一边做出右手拇指指天或指地的动作)和赛会主办者(editor)的裁定。虽然不争的事实是更多的观众希望看到角斗士"你死我活"的最终结局,但主办者才拥有最终的裁定权,因为毕竟当时的观众所享用的角斗表演是"免费午餐"。如果missus申请被拒绝,落败方就要被当场杀死。为了追求痛快和有勇气的死法,落败一方往往相当配合,甚至帮助对手用剑对准自己的要害。但如果落败方在场上的竞技表现获得观众的一致认可,大家不希望他(她)就此消失,且主办者也有此意,那其申请就会获得通过。而他们提出申请时的竞技状态就要被如实记录在案,当时还能站着并且站得住的被称为stans missus,任何其他坐、倚、蹲、跪的姿势一般只能被称为missus。这种技术统计关乎角斗士的专业声誉,甚至死后都要被刻在角斗士的墓志铭上。在拉丁语中,missus的复数形式正是missae或missi,因此说,浮雕上段的文字刚好印证了两位女角斗士是双双获得了"赦免",而且是stans missi,即双方角斗结束时都还能保持站立的姿态。4,归纳起来,女角斗士的来源有如下几种:有的是底层的自由民妇女出于经济的原因而参加角斗以赚钱出场费,有的骑士和贵族阶层的妇女参加角斗是为丈夫和家庭争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再或是出于对偶像角斗士的追随,对嗜血心理和自我虚荣心的满足等等。不能不说,女性通过在角斗竞技领域的积极尝试,至少说明她们已经逐渐走出了社会禁锢、自我约束以及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并开始在竞技场上塑造自己全新的社会形象。即使一些诗人和作家对她们极尽嘲讽,但她们还是赢得了相当的社会认同,开辟了女性体育参与的先河,进一步丰富了竞技体育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