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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探讨在地震灾难中意义取向应对对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作用。研究二进一步探讨重大负性事件是否会带来情境意义与全局意义之间产生差异,以及意义应对的方式在减少情境意义和全局意义之间的差异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一从四川地震重灾区中选取339名高中生被试,研究二选取81名身体残疾者作为被试进行问卷研究。(1)意义取向应对能够在问题取向应对和情绪取向应对的基础上对预测正性情绪和幸福感有显著的增益方差(△R2=7.6%,P<0.01;△R2=3.1%,P<0.01),创伤后成长在意义取向应对和幸福感、正性情绪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正性情绪:Sobel z=3.74,p<.001;幸福感:Sobel z=5.02,p<.001)。(2)重大负性事件会带来意义差异,但是有意的意义应对在减少意义差异和提高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并不显著,而自动化的意义应对在意义差异和降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负性情绪中的中介作用显著(负性情绪:Sobel=2.54,p<.001;幸福感:Sobel=4.42,p<.001)。意义取向应对显著预测正性情绪和幸福感,意义取向应对部分通过创伤后成长影响正性情绪和幸福感。自动化的意义应对会给刚经历丧失事件的个体带来不良的心理健康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