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1983-2018年收录的共214篇国外体育素养研究期刊论文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 V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软件探索国外体育素养研究的前沿热点,梳理该领域发展的演进脉络。研究表明,萌芽期(1983-2003年)、发展期(2004-2009年)以及繁荣期(2010-2018年)三阶段的研究分别以性别差异为切入点关注儿童身体自尊与体育素养的关系、探讨体现体育素养的运动感知力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激发效能、结合体育教育聚焦学前儿童体育素养中的运动技能习得,而国外体育素养研究在整体上形成了构建家庭、社区、个体"三位一体"的身体活动模式、以体育教育手段实现"学生主体"式体育素养精准培养、以运动技能为基点拓展体育素养研究空间三大板块,其中,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研究热点分别为在新版《K-12体育教育课程标准》语境下谈以运动技能层级化为导向的终身体育素养培养;在《澳大利亚课程:健康与体育》引领下谈体现体育素养的运动感知能力、运动能力对健康素养的促进;针对《加拿大体育素养测评》、《加拿大青少年体育素养测评》主体对体育素养评价模型的检验、应用、开发。2016年5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并将"全面提高学生体育素养"作为基本原则中的具体要求,该文件引起了学界对于青少年"体育素养"研究的热切关注,也标志着体育素养由学术概念转向与实践操作融合发展。而在国外,体育素养研究已有30余年,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方肥胖问题的产生使人口健康出现危机,加上早期体育教育只关注于高水平竞技运动导致普通大众身体活动不足,学者们认为要尽快通过增强民众身体活动、提高自主运动意识来摆脱不良境况,于是"体育素养"一词在英国学者M Whitehead的提出下应运而生,国际体育素养联合会(IPLA)将其定义为"个体在一生中维持适当水平身体活动所需的动机、信心、身体能力、知识和理解"。近年来国外政府围绕体育素养创建的体育教育课程标准以及相关官方机构组织构建的体育素养测评模型极具创新视角与科学水平,我国学界也往往从中借鉴进行探索。但纵观国内体育素养研究,众多学说观点过于零散、词源概念界定模糊、实施路径落于表面、评价模型主观单一等诸多不足,也是我国体育素养研究未成体系的问题关键所在。因此,探讨国外体育素养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新兴热点以及研究趋势,对促进我国体育素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及其重要。启示:(1)创新"健康中国"视域下群众体育的体育素养研究体系。《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以培养学科核心素养为首要任务的体育教育理念已正式登上课程改革舞台,同时预示着我国学校体育将在体育素养建设道路上大刀阔斧地前行,而另一方面,我国群众体育的体育素养研究投入在相对比下却稍显力薄。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我国学界应统筹家庭体育、社区体育的体育素养发展布局,发挥家庭体育活动多样化、家长体育行为榜样化、家长体育素养认知深入化、社区体育运动开展乐趣化、社区体育设施配备完善化、社区体育素养宣传教育全面化的联动效能,围绕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构建我国群众体育的体育素养长效强化机制。(2)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由于受到学科知识与研究领域的发展限制,我国学界在建立体育素养测评体系时显示出"经验主导,实证缺失"的倾向。国内学者如陈琦、杨文运、于秀曾试图建立体育素养评价指标体系,但指标的确立较为主观单一且均未提及可被量化的评价方式,而我国官方体育机构、组织尚未根据国民身体活动水平、体质健康状况、体育行为习惯等正式制定出统一的体育素养测评体系。随着近年来体育素养对学校体育及素质教育的重要性逐渐得到发掘,国内体育科研机构亟需因势而动,征集一线体育教师、相关领域专家意见,结合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内容要求以及引用科学测评方法构建理论模型,引进高精尖仪器保证指标测试的精确度。(3)采取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国外体育素养研究中利用偏相关分析、逻辑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学研究方法以及结合横断面调查法、病例对照研究、回顾性队列研究等临床医学研究方法测验体育素养相关生理及心理参数的文献占比甚大,而我国体育素养研究在整体上仍然集中于体育教育本体领域且呈现出"重理论,轻数据"的现象。我国体育素养研究应积极突破"框架式描述"的学科壁垒,加强跨学科交叉渗透,从其他学科中得到理论补充与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