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善的关系作为政治领域中不可或缺的研究议题,形成了众多流派的不同观点,内容繁杂且意义深广。以契约理论的发展与变化作为一个切入点,在尊重与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回溯关于“权利与善”理论的发展脉络。“权利”负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但它并非是独立于整个社会的存在,正如每个人都不会愿意远离人群、去往孤岛独自享有这些权利。可以确切地说,与“权利”相关的种种问题已渗透到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的扎根、渗透到共同体运行的轨迹之中。“权利到底是什么”、在共同体生活中“权利是否能够不依赖任何特殊善观念”、“权利与善关系应当如何”……对以上问题的不断思索与追问,形成了“权利与善”理论的元问题,对元问题的解答则从某方面构成了政府正当性的证明。社会契约论者与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在“权利”内涵方面存在着根本分歧,自然权利与实证法的争论延续至今。自然权利本身具有着诸如“自由”、“平等”、“安全”等基本道德价值或基本社会价值,但作为自然权利道德根据的义务概念始终模糊不清,使之难以于实践中应用。以自然权利理论作为根据的社会契约论者,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论者,还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论者,在处理权利与善的关系时,都存在无法弥补的缺憾,“权利优先于善”的探寻并不能构成一种牢靠的现代政治秩序;边沁坚持着实证法的理论立场,但他提出的“善优先于权利”的观点也往往面临“牺牲少数人权利和利益以换取最大社会净效用”的指责;对“权利优先于善”提出质疑的社群主义者们,其理论主要是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反思与批评,虽然提出了共同体生活的重要性,但也没有提出能够具体应用于实践的措施或解决办法。因此,无论是“权利优先于善”,还是“善优先于权利”,都没有找到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因此,在探讨权利与善真正的关系、阐述政府正当性的指向时,笔者将“权利与善”的论争转向“制度与善”的探究,以此出发,提出“制度伦理”概念,论证政治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寻求当代真正牢靠的政治秩序,从而为当今的社会建设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