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年前谈判拟定《经修订的京都公约》文本之时,并无国门安全的专门章节设计。但经过二十年发展后的今天,全球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背景下,社会上改变了原有的"海关仅限于在财政风险、经济风险中作用"的传统观点。这个改变突显了海关在供应链安全和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并推动了该领域国际体制的发展转型。《经修订的京都公约》作为海关领域最重要的全球性国际法,对其的全面审议和修改中也必然体现出这种认同和实践。在当前《经修订的京都公约》全面审议中,国际社会对国门安全的重点关注广泛涵盖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分布于海关在供应链安全领域的作用、先进技术的使用与数据安全以及贸易安全与便利的平衡三个领域,具体包括了供应链安全管理、自由区中的公共安全、航空旅客运输安全、风险管理、救援物资通关便利和防止供应链中断、AEO项目等具体议题。其中,应对灾害与社会紧急事件的海关制度成为热点。以《经修订的京都公约》全面审议为视角,可以发现,当前国际社会认为,为了实现国门安全,必须系统考虑并保障跨境供应链整体安全。跨境供应链的安全与便利是保障国门安全相辅相生的两翼。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当前国门安全领域的国际法律体制现处于形成期,表现为弱多边主义下的弱安全机制,国门安全方面的多边文件主要是软法性工具,虽已形成一定的和合共生的理念共识,但对各经济体的约束力不足,也尚未形成体系且发展前景不明。在此形成期的阶段中,非国家行为体和商界对相关国际法的构建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