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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成都举行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随即成立学会。我因久患目疾,读书写字都颇困难,故未能写出完整论文,仅就民族关系问题,在大会上作一口头发言,略抒己见,就正于与会诸公。后来学会拟印《论丛》,向我索稿,我即根据当时发言的零碎备忘录,加以连贯,并略作补充,写成此篇,仍然象是发言稿,而不能算做一篇论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