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自我谈话是一种特殊认知干预手段,它是指发生在人体内部或外部的,自己对自己说的话(Theodorakis等,2000)。过去20年,体育运动领域围绕自我谈话进行了系统研究。Hackfort等(2014)认为自我谈话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描述性研究、前因研究以及效果性研究。对比以往研究发现,自我谈话的效果性研究在该领域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自我谈话的维度开展(Hardy,2006)。目前,围绕自我谈话与动作表现的关系的研究以自我谈话的功能维度为主,即激励型与指导型自我谈话。Theodorakis等(2000)提出的任务匹配假说认为,指导型自我谈话有利于精细类任务表现,激励型自我谈话有助于粗放类任务表现。后续的研究基本支持了任务匹配假说(Hatzigeorgiadis等,2004;Dana等,2011)。对以往自我谈话与动作表现关系的研究分析可知,大多数研究中被试采用的自我谈话表述形式均为内部的(不发声)。然而,自我谈话既可以是内部的(不发声),也可以是外部的(发声音的)。Hardy将自我谈话的内外部分类界定为自我谈话的显隐性维度。因此,任务匹配假说仅从内部视角验证了自我谈话的功能维度与动作技能类型之间的匹配关系,对于外部自我谈话效果与内部自我谈话是否存在差异以往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此,本研究通过2个实验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自我谈话表述形式与任务匹配假说的关系。实验1考察自我谈话功能类型与表述形式对精细类动作技能(飞镖投掷)表现的影响,实验2考察自我谈话功能类型与表述形式对粗放类动作技能(握力)表现的影响。基于任务匹配假说的基本观点以及发声与不发声自我谈话在情绪唤醒与认知资源占用方面的差异,本研究提出假设:⑴对于精细类动作技能,不发声的指导型自我谈话效果最佳;⑵对于粗放类动作技能,发声的激励型自我谈话效果最佳。研究方法:选取武汉体育学院80名男性在校大学生为实验对象。他们的年龄范围在18-23岁之间(M=20.86,SD=1.743)。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实验1考察自我谈话功能类型和表述形式对精细类动作表现(飞镖投掷)的影响,实验2考察自我谈话功能类型和表述形式对粗放类动作表现(握力)的影响。两个实验均采用2x2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分别为自我谈话功能类型(指导型与激励型)与自我谈话的表述形式(发声与不发声),其中自我谈话功能类型为组间变量,自我谈话的表述形式为组内变量,实验1的因变量为被试的飞镖投掷成绩,实验2的因变量为握力成绩。被试随机分为4组,每组20人,随机选择两组作为飞镖投掷实验被试,另外两组作为握力实验被试。为了避免组内变量导致的顺序效应,本实验采用平衡设计。实验前对被试进行简单的教学指导(飞镖投掷与握力),3-5min的自由练习结束后,进行正式实验,实验成绩都将被记录用于实验分析。实验结束后,要求被试依真实情况填写自我谈话操控检验问卷,填写完毕后回收问卷,并记录数据。研究结果:飞镖投掷实验的结果表明,自我谈话功能类型不存在主效应(P>0.05,η2=0.094),自我谈话表述形式也不存在主效应(P>0.05,η2=0.168),自我谈话功能类型和自我谈话表述形式存在交互作用(P<0.05,η2=0.236);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使用不发声指导型自我谈话时的飞镖成绩,优于使用发声指导型自我谈话组的飞镖成绩(△M=6.8,P=0.02**);激励型自我谈话组则不存在自我谈话表述形式差异(△M=0.55,P=0.833)。握力实验的的结果表明,自我谈话功能类型存在主效应(P<0.05,η2=0.234),表明自我谈话功能类型对握力表现有影响,具体表现为指导型自我谈话优于激励型自我谈话;自我谈话表述形式不存在主效应(P>0.05,η2=0.028);自我谈话功能类型和自我谈话表述形式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η2=0.021)。研究结论:指导型自我谈话有利于精细类动作技能表现,尤其是新手;发声自我谈话有利于粗放类动作技能表现,不发声自我谈话有利于精细类动作技能表现。对于精细类动作技能而言,不发声的指导型自我谈话优于发声的指导型自我谈话;对于粗放类动作技能,自我谈话表述形式与功能类型的匹配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