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高考复读生是我国高考制度下的特殊群体,他们普遍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具有较高的抑郁风险;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对他们的身心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本研究旨在考察高考复读的环境中,青少年同伴关系与抑郁症状具有怎样的联系,探究同伴网络结构变量和个体属性变量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方法: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安徽省某中学两个复读班(n=315)参与问卷填写,评估其抑郁症状、主观应激水平、主观社会支持;并通过让被试提名好友的方法来构建班级网络。回收有效问卷306份,男生146人(47.7%),年龄16-21岁,平均18.44±0.89岁。采用自逻辑行动者属性模型(autologistic actor attribute model, ALAAM)对网络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同伴网络密度越大的高考复读生患抑郁的可能性越高。在传递性闭合的三人同伴关系结构中,处于初始位置的复读生抑郁症状更有可能高于临界值;而传递位置抑郁症状更有可能低于临界值。男生提名好友数量越多则更可能具有高于临界值的抑郁水平。当个体的主观应激水平较高时,拥有较多的互惠同伴关系,抑郁得分则倾向低于临界值。结论:在高考复读的压力下,个体的朋友之间关系越紧密,其抑郁风险越高,可能由于在高应激环境下,抑郁会通过同伴关系进行传播。此外,对高考复读生来讲,尽管主观应激水平是抑郁的风险因素,但拥有较多的互惠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这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