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体哲学的视域对晚清民族危机背景下中国现代体育话语的生成进行了探讨,认为在晚清时期的思想界中,通过身体话语来言说国事是非常普遍的,身体不仅是思想精英们对国家命运与前途思索的直接载体,同时也承载着国民对自身问题的反观。就身体的象征性符号意义而言,思想精英们正是通过身体话语来表达着对未来民族国家的整体想像与精神诉求。通过对此类话语的考察中,可以清晰地发现经由新身体而达至新国家的逻辑思路。正是在这样明确的身体国家化的意图中,揭示了处于历史结构限制与国家需求赋加下的现代中国体育话语的生成状态。自上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女权思想的兴起以及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极致,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纷纷对"身体"这一极具象征性的符号予以了高度的关注。特别是福柯把"规训权力"作为主线,对人类社会中所隐含的身体规训机制所进行的全面而深刻的揭露,极大地激发了西方学者对"身体"符号所内蕴的丰富象征意义的研究兴趣,众多的学者对身体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相互关系展开了多层次和多视角的探索与研究。而在西方体育学界以这个新的研究视角对体育元理论问题进行的梳理也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在诸如身体是如何在体育中被社会和文化符号化的以及身体又是如何在体育实践中建立并传达社会权力的关系等领域均有一定建树。[1]近年来,我国的体育学者也从"身体"的视角审视了体育原理层面的问题,取得研究成果的数量亦不少。本研究旨在借用身体理论揭示处于历史结构限制与国家需求赋加下的现代中国体育话语的生成状态。为我国体育的元理论建设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