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公共服务的保障范围和供给水平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演进的,对政府而言,其使命就是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内容,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最大可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体育作为公共服务的内容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提上日程的。相比较教育、科技、文化、卫生而言,体育首先是以服务于国家政治需要出现的,并且在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体育公共服务的内容在不断地拓展,形式不断丰富,以政府为主的供给模式在人民群众的巨大需求推进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体育部门与市场、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断调整,本研究就是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这种变迁背后的逻辑。研究方法:本研究遵循的是历史分析方法,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去审视制度的变化,以中国体育政策的实践特别是在政府改革背景下的央地关系和府际关系作为重点,分析中国的体育治理格局及其变化的趋势。在研究中,重视政策文本的分析,借助于历史文献,进行政策变迁过程的梳理。研究结果: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开始重视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把单纯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的国家体育向公共体育转变。以国家体育行政部门(1998年前是国家体委,1998年后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为代表的政府部门,不仅要承担奥运争光的任务,还要承担增强人民体质的职责。在资源的限制下,体育行政部门将以奥运争光为代表的竞技体育作为优先发展方向,并通过国家队组建、运动员代表国家的资格等方式,全面垄断了国家体育资源,在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上呈现出绝对的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配合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体育部门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国家体委开始将行政性事务以外的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转移,以各类体育协会(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地方体育部门为代表的公共管理机构开始广泛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以足球、篮球为代表的职业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更是刺激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中央与地方围绕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及其保障资源开始出现了竞争。竞争关系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央体育部门的权力下放及其资源的不足,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的上升。巨大的需求潜能催生了市场的发展,发展了的体育市场需要更多的资源与权力,竞争关系不断加剧。2001年随着北京夏季奥运会的申办成功和中国加入WTO,中国的体育发展目标日渐清晰。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第一次动员全社会力量举办的顶级国际体育赛事,也极大地提高了国人的体育期待,国务院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正式将公共体育服务纳入。《"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再次明确政府主责,共享发展。为促进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国家体育总局2012年开始与地方政府进行合作,先后与云南省、海南省、江苏省、天津市、河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签署了合作协议,通过共建的方式来解决体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内容覆盖公共体育服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奥运会筹备、沿江沿边开放、体育传媒等众多领域。同时体育总局也加强与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首钢总公司就共同推动冬奥会备战和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区建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研究结论:中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已经形成以省部合作、政企合作、政社合作为代表的合作治理格局。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从竞争到合作的演进反映了中国体育治理的逐步完善。体育治理的这种转变既有主动的政府职能转变,也是对公共体育服务需求政府难以独家提供的被动合作。面对2022年北京冬奥运的举办,体育行政部门还有更多的难题需要面对,在省部合作框架下,如何在目前的财政事权划分改革下进一步将各地的多样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扩大,吸纳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参与,仍是未来合作的需要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