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热衷于想像与建构"他者"的冲动,曾出现大批叙述异国历史、社会的小说。然而限于小说作者的自身经验,其异域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自我叙事,它表达的是作家个人的中国都市生活体验及其对西方的间接认知。综观晚清小说,其中对异域的想像性建构,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上海法租界城市景观的描摹,这促使我们关注孕育和催生想象的上海法租界——这一城市空间本身。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与19世纪的巴黎已相当接近,是一个布满百货公司、电影院、咖啡馆、西式餐厅、戏院、舞厅、公园、跑马场、俱乐部等现代消费和娱乐场所的摩登都市,是一个拥有银行、汽车、巴士、电车、电话、自来水等一切西方现代生活设施的大都会。作为法国首都和大都会的巴黎是法租界所仿效的对象,上海法租界的异域情调比英美公共租界更为浓郁,因而更加受到中国作家的推崇,其中尤以《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为最。在法租界这一空间里,人们完全可以体验到纯正的欧洲式生活方式。由此,上海法租界对晚清文学的意义,超越了一般的故事场景,它既可能是故事发生的场景,同时也是作者进行异域想象的底本。晚清小说家多数和《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一样,一生从未踏上过异国的土地,他们笔下的欧洲多是借镜法租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上海城市景观的成功改写。晚清小说家以想象的方式对地理和民族国家界限进行了逾越,在虚拟的异国空间里,多重文化体系与文化判断标准之间相互对抗、彼此影响,从而激发了个人和群体的离心倾向,要摆脱传统观念、制度的束缚。然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始终与外来文化相抗衡,"追新怀旧"错综交织,在晚清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小说家幻想以妥协的方式,即保留旧有的文体、叙事模式和话语系统来表达其社会理想时,却没有意识到这其中蕴涵着的巨大矛盾,即形式本身也会成为桎梏,阻碍新思想的表达。因而其关于异域的想象,最终未能建构起未来家国的清晰形象,也无力彻底实现社会与文学的现代转型。本文以《孽海花》为个案,观照晚清士人关于异域的共时性想象,及其由此传达的文明与现代化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