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赞助是体育市场化运作的重要形式,是体育组织凭借体育蕴含的天然亲和力和巨大的注意力资源与企业等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的一种互利合作的商业关系。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讲,体育赞助是一种合同行为,赞助双方正是通过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体育赞助从开始的接洽磋商到赞助协议的订立、生效、履行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等都应该遵循合同法的规定。但是我国合同法中并没有"赞助"或"体育赞助"的称谓,体育赞助如何适用合同法予以调整就成为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对于体育赞助合同的属性和类型至今未形成一致的观点。与理论上的争议如出表里,体育赞助的司法实践也面临着一定的困惑。随着我国体育赞助的发展,这方面的纠纷呈现上升趋势。由于理论上对体育赞助合同属性的认识不统一,导致司法实践中体育赞助合同纠纷及其解决存在法律适用不统一、法律判决缺乏可预测性等问题,不利于我国体育赞助的发展。体育赞助合同类型之争的关键原因在于体育赞助合同本身的特殊性。体育赞助发生的领域具有公益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特殊性,其涉及法律关系主体具有广泛性,赞助方式和赞助权益的多样性在其他合同类型中亦无法涵盖。而且,体育赞助合同的非完全等价交换性和风险性也与其他类型的合同有着显著不同。硬性的将体育赞助合同归为其他类型只可能是削足适履,无法有效的指导体育赞助的实践,也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此,体育赞助合同有名化势在必行。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体育赞助合同有名化可供选择的途径主要有:一是通过修订《合同法》,在分则中补充规定体育赞助合同;二是纳入正在修订的民法典债法篇;三是制定统一的《商业赞助法》,在对体育赞助进行规范的同时对体育赞助合同做出具体规定;四是,纳入正在酝酿修改的体育法中。仔细分析上述四种途径,首先,补充进合同法和民法典债权编的方式不太现实,一方面,虽然我国合同法已颁布实施十多年,但目前适用状况良好,短期内尚没有修改的动向。另一方面,毕竟体育赞助合同有自己独特的适用领域,即体育领域,其虽然也适用于民法和合同法的一般法律调整,但在民事基本法中进行专门规定并无充分的必要性。其次,在《商业赞助法》中予以规定具有一定的可行性,2003年国际商会修订颁布了《ICC赞助国际准则》,为商业赞助的规范提供了国际准则,但这一途径也还有赖于我国赞助立法的整体推进,所以寄希望于这部法律对体育赞助合同做出明确尚需假以时日。因此,在体育法的修改中对体育赞助合同做出规范最为现实可行。体育赞助独具的体育特点更适宜在体育法中做出规定。现行体育法作为我国体育领域的基本法,已对体育赞助做了一般原则性规定,体育法第35条规定:"在中国境内举办的重大体育竞赛,其名称、徽记、旗子及吉祥物等标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保护。"尽管这一规定在规范性质上仅是准用性法律规范,但是该规定确认了体育赞助接受一方(受赞助人)对于赞助资源所享有的合法权利,这是体育赞助中赞助法律关系双方交易的重要内容,对于体育赞助核心的冠名权的确认和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有着基础性规范意义。而体育法的修改必将对原有规定进行适当的扩展和细化,在现有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体育赞助的相关规定,对体育赞助双方的合同关系进行明确具有现实可行性。其次,完善体育赞助合同的立法也符合体育法修改的方向与理念。我国现行体育法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偏重于强调政府管理,而对市场和社会作用的考虑不够充分,体育法及其配套的法规中,都存在管理性规范多,服务性规范少,对市场重视和引导不够等问题,这些不足在体育赞助等和市场紧密衔接的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除了体育法,其他配套法规对体育赞助也都仅有原则规定,实际操作性不强,法律空白问题突出。正在酝酿修改的《体育法》为体育赞助合同纳入其中提供了契机,《体育法》修改的一个新方向就强化对市场的重视和引导,既突出体育权利的保护也注重体育领域秩序的构建,体育赞助独具的体育特点,在实践中并不能完全适用合同法的原则规定,而在体育法中确认体育赞助合同的规范称呼,对赞助双方的基本法律关系予以确定则是最为可行的方式。当然体育法对于体育赞助合同不可能象合同法分则中对各类有名合同做出详尽的规定,对于这种情况,则完全可以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的方式对赞助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进一步的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