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书院作为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文化道场,不仅承载着关中区域一脉相承的思想文化传统,还在关学思想史上有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所谓是上承张载遗志,下启现代新学。可以讲,关中书院所呈现的是关中区域明清时期思想变迁的缩影,同时也是关学讲学实践的重镇,见证了关学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兴衰。关中书院坐落于古都西安书院门,其建成与发展历史皆秉承了陕西书院的传统,并且传承了关学学派的学统。书院始建于陕西,从唐代伊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民间书院蓝田瀛洲书院就在陕西建成,发展至唐玄宗时期,官方书院也逐步成型,丽正书院与集贤书院便是在此时应用而生,但是此时的书院职责大多在于为皇家辑佚藏书,抑或是民间士人的修身治学之所,还未有主流或地方学派讲学的实践活动中心或作为文化思想交流之用。直至北宋时期,关中区域才出现了关学的文化道场——横渠精舍,即此后的横渠书院。张载在横渠精舍讲学授课,开创了关学讲学的实践之先。自张载始,关学就开启了以关学为讲学实践的探索,张载作为关学的开创者,在横渠精舍时期就开始了关学讲学的实践活动。随后发展至明清时期,关学实践探索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时期,而其具体实践表现就在于关中书院。可以讲,关中学院承载着明清时期关学思想转变的三条进路。其一,关学思想从北宋至明中期,是张载之学转向理学思想的进路。这一时期是关学初创时期,关学思想主要从张载在横渠精舍的讲学实践中表现出来,此时张载于横渠精舍授徒讲学,其讲学的内容与思想主要是张载自身的思想研究的“横渠之学”。此后,张载离世,张载弟子转向二程门下,关学思想无疑又有了向理学靠拢的因素。在此之后关学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寂,直至明中叶冯从吾创建了关中书院,关学又重新恢复了生机。此时关学的思想已不仅仅是张子的“横渠之学”了,其已经融入了理学的思想,并逐渐走向关中王学。冯从吾在讲学中一直秉承关学崇礼笃实的学风,将关学推向了又一个高峰。其二,关学思想从明中叶至明清之际,是理学向心学思想的转变的进路。这一时期在关中书院讲学发展了关学学统的大儒代表是李二曲,李二曲强调通过“反躬自省”来明“己心”、见“自性”,将心学思想融入关学中去,将关中心学发展至了一个繁盛期。与冯从吾不同,在李二曲这里,他讲学着重经世致用之实学,将关学之实学思想发展起来。其三,关学思想从明清之际至清末民国时期,发生了以中学思想为主、西学思想为辅的思想转变。在欧美风潮的席卷之下,在1903年,关中书院先易名为“学堂”,后改制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首先进行改制的书院之一。改制后的关中书院也是当时中国最先将西方知识加入了书院讲学的书院之一,其以讲求“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为思想进路,并将培养适应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作为主要目的而授受讲学。关中书院在当时近代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将新学融入关中书院的讲学实践中去,这是关学在其实学学统下又极具开放性的力证,是书院实践中大学问之精神的具体表现。但是,此时关中学者面对国之巨变却有其两种进路抉择。其一,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儒牛兆濂在改制时期担任学院的“总教习”,但是却因学院的西学改制,背离了牛兆濂“程朱是孔孟嫡派,合于程朱即合于孔孟”的讲学宗旨,辞去“总教习”之职,回归乡间继续讲学程朱之道;其二,清末时期的大儒刘.古愚以“良知不昧为基”以王阳明良知学为讲学宗旨,但是在国难之际,又“笃行而广知”,学贯中西,并且关注民生,经世致用,兴办实业救国,体现了关中学者救国济世的淑世情怀。两者虽讲学路径有所区别,但是其承载关中学统却从未变过,笃实践履,救国兴亡的赤子之心却从未变过,只是选择了新旧两种途径来救民族于危难之际。由此可见,要想厘清明清时期关学发展的脉络,对于各个阶段关中大儒在关中书院的所学所讲所论所著的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但是若是要一一呈现出来其所学所讲所论所著,就很难从纷繁的文献研究中走出来,从而不得其法门。而尝试以另一进路,从关中书院各个阶段的讲学实践中去探求关学的学统与发展进路,就能够用一种更加直观立体的视角来研究关学。这种研究讲的就是将关中书院与明清关学讲学实践研究结合在一起,以较为现实与立体的形式,进行系统地论述与研究。总而言之,关中书院不仅仅是明清中晚期讲学运动下关学讲学的文化道场,更是明清时期整个书院变迁与思想转变的一个缩影。关中书院不仅将关中的学统与学风一并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将中国书院的大学问精神发扬传承起来。践笃实之学风,行自由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