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了1835至1929年问西方宗教在广州的传播过程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迁。西方宗教在广州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鸦片战争前夕至50年代末，以医学传教为主导的传教方式，初步实现了使“上帝”福音为民众所熟悉的目的，摆脱了被动局面。第二阶段为60至90年代，是以兴办教育和进行教堂布道为主导方式的传教阶段，传播了新知识，造就了高素质群体，引发了社会新学之风，也冲击了传统社会结构。第三阶段为20世纪初以华人自立传教为主要特征的深入发展期。教会的家庭团聚等布道方式融入信徒生活，还引入了储蓄会等集资方式。同时，比较广州与广州周边地区的传教活动，其在传教模式、官绅态度、宗族影响、传统迷信影响、华侨办教、地产争执等8个方面存在差异。西方宗教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方式，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结交官绅阶层、引领社会新潮流、引入社会新事业、改变知识结构、教化广州民众。在这些方式的作用下，广州社会发生了明显改变。首先是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社会官绅阶层实际上已经把西方传教士视做了新文明的代表者。高级官员开始借鉴国际礼仪规范，政治文明提升，对外更加宽容。士绅和民众对科学知识有较高兴趣，社会法制观念普遍提高，官方在税收保护、教案职责划分等方面依法维权。在道德观念方面，对中西方文化作了优劣比较，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政治家们又提出“人格救国”的口号，呼吁公民教育。在社会生活方面，团体组织大量出现，并主导着城市生活格调。市民衣饰追求新颖，饮食习俗中西兼容，以中餐为主流，并借鉴了西餐中的点心食品，使茶点饮食方式成为集饮食、交谊、娱乐于一体的方式。文明结婚开始兴起，后来还有集体婚礼。广州社会演讲风习盛行，这也得益于西方宗教的福音宣讲方式及职业训练。演讲之风在民国时期成为影响社会变革和文明进步的关键因素。同时，人们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