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的改版是1990年代大陆思想界的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它见证了知识分子经由几大论争之后产生的分化。而通过《作家立场》栏目,它允许公共知识分子／作家,摆脱纯文学或者纯学术的行文范式,以一种混杂的、难以界定的文体,针对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言说,即让“文学降至地面”,在文学被市场裹挟、挤压的格局中,恢复文学／作家的同情心和道义精神。因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大论战,《天涯》曾被视为国内新左派知识分子的阵地,但《天涯》的复杂性又远非这个标签所能概括。“作家立场”栏目刊登的文本之间,某种共性大于党派的差异——我将这种写作看作是对“大文学”观的复兴和实践。不同于已有在学术史框架内讨论“大文学”观的思路,也不能简单把“大文学”观理解为单纯地打破文体限制,我认为,“大文学”观应该是种对写作行为的意义确认,而且这种确认也不是静观的,而是在与现实(政治)的交锋中,通过不断的否定、反省来选择出“文学”的立场,和写作者的身份。这应该是大文学最为包容、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我从竹内好(1910—1977)对鲁迅的研究,以及他对日本近代的思考中,受到如上启发,因此我将在《天涯》的文本中,试图去把握这种“大文学”的精神结构。本文将以《天涯》“作家立场”十年间的文本为切入点,把握“文学”在这个时代可能获得的新的内涵和机能,以及人文类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自我定位发生的整体变化。在第一章,我将将介绍《天涯》的创刊始末,办刊方针和栏目设置。在第二章,我将梳理文学理论的流变,略览国内对大文学理论的已有研究,并试图通过竹内好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为参照,以具有抵抗精神的文学性作为把握《天涯》复兴大文学想象的核心；在第三章,将以“作家立场”栏目为分析对象,梳理这段时间的写作者的着力点,他们的写作共性。在第四章,我将以“三农和底层讨论”的相关文本为依据,以“抵抗精神”的文学性为观察线索,呈现出这种从现实出发建构,但又不止于抵达现实的文学精神。结语部分我将总结《天涯》提倡并实践的写作思路,对于当下文化格局的生产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