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的小说充满了独特的个性,造成了现代文学史对其小说的阐释始终处于一种游移状态中。文学史家缺乏对其文本高度异质性的充分把握,使得师陀的小说创作的阐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本文梳理了文学史上对师陀小说的阐释历程,重点分析了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上两种流行的阐释框架对师陀文本阐释的不足。以五四启蒙文学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为人生的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传统,以及京派文学所代表的坚持艺术独立性,注重以诗性世界构筑来对现代文明和人性进行批判的文学传统。本文认为,师陀的小说中存在的“反田园”诗叙事创造了独特的情节、故事模式与叙事技巧,造成了审美空间的高度异质性而无法纳入到上述两种阐释框架中。本文尝试从三个角度来阐释师陀小说创作的异质性和精神的丰富性：“异乡人”、“恶托邦”与叙事。作者作为一位“异乡人”,期间的生存体验深刻影响了他对故事人物、故事情节、文本形式和精神内核的塑造。他笔下的“跋涉者”在寻求精神归属和生命探索的历程中,最后的结果都走入了一种人生精神上“荒原”的虚无中。本文揭示了荒原背后存在的在人生中无处不在却又无可逃遁的人生困境与存在主义的哲学体验。“跋涉者”主人公最终不约而同以死亡来终结这一生命悲剧,作为一种超脱,揭示了师陀的作品的全部精神内蕴：人普遍处于一种难以逃脱的生命的恶托邦的世界。这一残酷又深刻的人生命运的体验,让作者解构了文学史上诸如革命与启蒙、乡村与城市等一系列重要概念。为了表现这一主题,师陀的小说叙事技巧上采用了多角度叙事,叙事人称的高度主体性和对话性,人物的泛化、情节的淡化和背景环境的虚化这几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将作品高度散文化、象征化。这些叙事技巧的使用使得作品的内在意蕴升华为弥散在所有人身上的一种无可逃遁的人生困境,展示了作者对人生无处安放的一种虚无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