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全球范围内中国国家影响力的增加,中国书法也开始获得国际认可。唐代孙过庭《书谱》是一部著名的书论典籍,书中表达了作者的书法创作观和书法审美观等书学理念。到目前为止,唐孙过庭的《书谱》有三个英译本,分别是孙大雨译本、张充和与傅汉思合译本以及毕罗译本。本文以德国功能学派汉斯·弗米尔提出的“目的论”作为理论指导框架,对比研究了《书谱》的孙大雨译本和毕罗译本。一方面,研究发现孙大雨和毕罗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对《书谱》的题目给出不同的译法。另一方面,研究基于《书谱》原文、孙大雨译本以及毕罗译本建立了平行语料库,平行语料库数据发现两译本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差异:第一,孙大雨译本的总形符数低于毕罗译本,但孙大雨译本中的词汇更加丰富多变;第二,孙大雨译本的词汇密度低于毕罗译本;第三,孙大雨译本中的简单词汇多于毕罗译本;第四,孙大雨译本中的长句多于毕罗译本。德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提出了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研究发现,孙大雨译本旨在引起海外人士对中国书法的关注,其预期目标受众是对中国书法知之甚少的国外读者。既是诗人又是莎翁译者的孙大雨,主要采用了工具型翻译策略。其译本中多处使用增译、省译、意译的翻译方法,“创造性叛逆”特征明显,也充分地表现出译者主体性。毕罗希望通过以目标语再现精确的源语语言框架中以书法为中心的原文献,来清晰地传递原文作者孙过庭的学书经验及其书法美学思想。译本的预期目标受众是对书法感兴趣的西方学者,尤其是从事书法研究的汉学家。毕罗通过模仿原文的词汇、句型和篇章结构,并多次使用中括号来再现原文,为典型的文献型翻译。书论典籍是重要的书法文献,英译时译者应该首先确认翻译目的,然后根据翻译目的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对于书论典籍的英译,文章建议选择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策略,不仅能够忠实再现原文,还能兼顾目的语受众的阅读体验。针对书法审美术语,文章认为约定俗成的术语选用音译加解释的翻译方法,名从主人的术语分情况对待。最后,对于重要的书法文化负载词汇,建议通过文化补偿以达到传播书法文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