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在梳理中西方关于权利意识、风险认知、人力资本与社会政策研究的基础上，以“2015中小城市农民工社会调查数据”为样本，从个体层面的权利意识、风险认知、人力资本建立分析框架，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农民工城市医疗保险参与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权利意识对农民工参与城市医疗保险有着正面的影响。农民工权利意识越强，参与城市医疗保险的概率也越高。其中，“对法律的了解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以及“是否知道本市最低工资标准”三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影响比较显著，前二者的影响则尤为突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因素也对其参与城市医疗保险产生显著影响。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越丰富，越有可能参与参保。“教育程度”、“技术能力”和“是否接受正规培训”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正面影响。受教育程度高、技术能力强，又接受过正规培训的农民工比低学历、弱技术、没有接受培训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参与城市医疗保险。而风险认知自变量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不大。“对自己健康的评估”、“是否受过工伤”、“是否得过职业病”这三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影响皆不显著。　　文章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讨论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应该继续以人力资本为社会福利供给的标准，还是以公民权利为基础，发展适度普惠型的社会政策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需求。以往，具有生产主义特征的福利体制，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为福利提供的衡量标准。人力资源越高，越有可能获得社会福利。市场将有限的社会福利资源投资在高素质的劳动者身上，以期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从而更高效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成为了市场对有贡献的劳动者的奖赏，沦为经济发展的附属品，失去了“去商品化”和保护弱者的功能。因此，社会政策不能起到调节社会资源，缩小贫富差距，保护社会弱者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市场所带来的社会分层，导致了更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长，农村居民和农民工渴望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权利以及社会保障。二元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变得越来越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也越来越不能满足国民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因而，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以及现有的经济基础，社会政策应该将原本局限于职业、地域、特殊群体的“小福利”发展成为惠及全民的“大福利”，建立适度普惠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保障更多的公民享受到平等的社会权利和同等的社会保障。与此同时，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二元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造成的社会保障不平衡等问题也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