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是东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有力开拓者,其“即体即用”的思想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文化转型的特色。当时,鸠摩罗什的译经使原汁原味的中观空学进入中华大地,同时激起一层层学术思想碰撞的浪花。当时许多本土的佛学家、玄学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中观学说的本意,如何从原有的玄学思维模式中彻底摆脱出来?这是僧肇和当时诸多学者的时代难题。而僧肇以过人的天资和亲得鸠摩罗什传授的条件,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以中国化的语言诠释中观空学的重任,极大地促进了佛教中观般若学说的信仰和传播。他是佛教与道、儒融合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中华民族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打下了深层次的理论基础。其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贡献需要我们不断挖掘。本文从“即体即用”的角度对《肇论》思想进行了梳理和研究,认为僧肇思想集中体现了“即体即用”的观点。首先本文申明“即体即用”之“体”兼具三层含义,以此理解僧肇思想。一是本体之体。“即体即用”之本体在此为“空”,通达本体“空”之实相的同时致于功用,于“用”的同时不离实相本体;二是主体之体。“即体即用”亦是主体的当下之用。此主体非现代哲学“有相”层面的主体,而实指人之真性、圣心,即演变为后世的心性、自性;三是体悟、体会之体,即认识论和境界论的角度。僧肇指出:“圣远乎哉?体之即神。”这说明达到圣人之境界需要切身的体悟。这种体悟可以说是动态的直观,在体悟的同时起“用”。第一种本体,其实亦是暗含着主体的内在作用,是主体在通达本体、在致力于功用。第三种体悟更是主体解脱之路径,是扫相除名的心理过程,是将内在主体与本体合一的参悟体验。而以中观“空”的思想可将三方面全然贯通之。由此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传统在此全然明晰,冯友兰先生强调的“宇宙心”在此浩然于胸。僧肇的本体思想主要集中在《不真空论》里。在《不真空论》中,僧肇从中观空学角度阐明因缘假有、非有非无、名实无当的思想,从而使“有”“无”“体”“用”“心”“物”等相对的范畴在空的层面实现了辩证统一。心的最高境界是空,物相的本质属性是空,心与物的交互作用亦时时而空。在了悟空理后,即体即用才成为可能。空是不二法门,是一切平等的境界。这种“空”既是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又兼具本体和境界的目的性内涵。在思维层面,“空”其实具有破除本体的意味,若其破得不彻底,也就无法实现对本体的体证。所以最终将“空”“本体”之名亦要破除。其次,僧肇即体即用的思想体现于其对变化、运动的认识和对动静、时空的观点。根据《物不迁论》,僧肇认为俗见之“物迁”之所以产生,主要基于这三方面:第一,建立在不细微的粗糙视野基础上,静止片面地看问题,认为有暂时不变的事物;第二,建立在名实相应基础上,认为名可以确定的指称某物;第三,认为时间具有实存性和流动性,并且时间与物相空间分离并立。由此,僧肇破斥俗见并建立其独特的物不迁思想也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第一,确认在俗谛上事物是绝对变化的;第二,以名实不相应为理论前提,这一点在前文中进行了论证,在此不再详述。《物不迁论》背后是以这一名实思想为依据的;第三,认为时间、物相互相依存,或时物一体——“各性住于一世”。没有物相（空间）就没有时间;最后,得出动静一如、即动即静的结论。从动静关系看,动必是参照某一静而言,动静相对而成,无静则不能显动,无动不能显静,然而从理论上,同一事物既具有“动”“往”“迁”的特性,又具有“静”“住”“不迁”的特性。再次,僧肇即体即用的思想体现在认识论上即是“般若无知”。《般若无知论》反映了僧肇将中观思维、玄学和传统圣心思想相融合的认识论。僧肇圣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无名无相、无所不知。无知无相的般若是僧肇超凡入圣、走向心灵解脱、自由的方法。关于圣心“知”与“无知”的问题,僧肇设想了九个问难,从不同方面进行了阐释。本文详细解构了僧肇知与缘、圣心当而无当的内在推理和逻辑关系。总体上,僧肇通过因缘之性来论证知与无知的关系,将知、无知的问题通过因缘的真假命题过渡为真知与知的问题,得出“真智亦非知”的结论。最后,僧肇即体即用的思想体现在境界观上就是无名之涅槃和内圣外王。僧肇之《涅槃无名论》通过中观思维阐释了体用合一、非有非无、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当时僧肇面临如何使佛学思想与传统玄学、儒学沟通融合的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就深入分析了涅槃的各种特征及与传统的内圣外王、天人合一思想的交融。并且他在涅槃修行次第、有无无为等方面上展现了其通透思辨的观点。本文立足于《肇论》文本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内容,结合般若经典、老庄经典、儒学经典和其他传统经典,通过分析比较其中异同,深入阐释和解构了僧肇即体即用的思想。总体上,僧肇思想致力于佛教中国化及与儒、道的融合。和以往一些佛学家、玄学家不同的是他以中观空学为主,而同时兼容玄学、儒学之内容。如他对庄子思想的吸收,对儒家圣人的肯定都表明了其自身思想已经将儒释道融会贯通,并自成一体。从僧肇后,空学渐渐衰落,涅槃佛性说大行其道,后世禅宗自性说更是广为流传。人的主体性精神和现世性倾向逐渐得到发展。所以,僧肇即体即用思想是佛学由印度化的中观空学过渡到中国化佛性心性说的关键阶段。僧肇对“用”的强调也构成了其思想的最大特色。因空起用,用而非用。“用”为方便,因空而使“用”更圆融无碍,游刃有余。这就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提供了更多的滋养,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空间开辟了新的领地,为中华民族经国济世的社会实践活动开拓了更多自由。僧肇解放了名教与自然长期矛盾的思想,在空中实现了个体解脱。解决了生命有限与心力无限的矛盾。僧肇之思想正是实现了由外在传统之本体向内在之主体的转化与跨越,而又兼具和通融二者之意蕴。中国文化之主体不是孤立之主体,而是贯通天人之际的圣人主体;中国文化之本体也不是客观的、纯粹形而上的本体,而是弥合主客分别、与人自身无二无别的本体,正如冯友兰先生讲的“宇宙心”。可以说,僧肇思想是承接和汇总了这两者,将关于本体问题的论辩转换到对主体心的追求与回归,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发扬和巩固打下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