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经历了一个高杠杆时代。2007~2009年金融危机前，金融业务的创新和复杂衍生品的发展推动了欧美国家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和杠杆水平的显著提升，由此增加了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针对传统监管体系对金融机构过度债务承担的忽视，《巴塞尔协议Ⅲ》首次将不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杠杆率指标纳入到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近年来我国已对各类金融机构的杠杆率监管要求进行了明确规定，但金融体系的高杠杆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的重要隐患。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统计，我国金融机构部门杠杆率已由2008年的13.3%上升至2014年的18.4%。银行体系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杠杆率水平一定程度反映了资本的损失覆盖能力以及银行体系潜在的风险聚积。对杠杆率的有效监管不仅关系到银行自身的稳健经营，更关系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的安危。因此，基于宏观审慎视角对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杠杆率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对其风险影响渠道和作用机制的深入理解，这也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在银行杠杆率对系统性风险影响方面，Kuzubas等（2014）指出银行杠杆率的异质性对风险传染有重要影响。Adrian和 Shin（2008）、Tasca（2016）等强调了银行杠杆率的顺周期性会放大金融周期的波动。大量的实证研究集中于检验银行资产负债表杠杆率的顺周期性和驱动因素，忽略了表外杠杆率在银行体系危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对杠杆率在截面维度的系统性风险影响的探讨也相对不足。杠杆率监管能否降低系统性风险对评估杠杆率工具的有效性非常重要。尽管如此，国内外一些学者主要实证检验了贷款价值比、债务收入比、逆周期动态资本要求等部分工具的有效性（Lim等，2011；梁琪等，2015）。Grill等（2015）指出，杠杆率监管一方面会带来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增加，另一方面会增加银行资本的损失吸收能力。但由于实证研究基础数据的缺乏，对杠杆率工具有效性的探讨大多集中于理论层面，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Bhattacharya，2011；Mirza和Strobel，2013）。　　银行表内外杠杆率如何在时间维度上和截面维度上影响系统性风险，既是杠杆率监管的依据，也是理解杠杆率与金融稳定联系的重要环节。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杠杆率在金融危机后被广泛的应用于各国的监管实践中，由于缺乏足够的基础研究数据以及难以剔除其它监管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评估杠杆率工具的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的量化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与银行体系稳定性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构建杠杆率监管政策有效性的定量评估框架，对杠杆率监管影响银行体系稳定的机制和监管策略的选择问题进行系统探讨，为宏观审慎视角下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的有效监管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意义、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二章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回顾，从宏观审慎监管、银行系统性风险和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述。　　第三章基于理论视角探讨了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的基础，对杠杆率监管的演进、框架、目标等进行了阐释，对监管原因和经济学基础进行了剖析。　　第四章则基于实证视角探讨了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的依据，从截面维度和时间维度证实了银行表内杠杆率和表外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的联系。　　第五章建立了杠杆率约束下的内生性网络模型，使用仿真模拟和比较静态的方法对当前我国银行杠杆率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及作用机制进行了量化分析。　　第六章基于内生性网络模型，对银行杠杆率实施统一监管、差别监管、动态监管以及组合监管策略下的效果进行了比较，探讨了杠杆率监管与部分政策工具的协调搭配问题。　　第七章对全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进行了总结，探讨了政策启示和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论文的主要结论包括：　　（1）银行的表内杠杆率存在显著的顺周期性，但反映担保承诺类业务的表外杠杆率不存在显著的顺周期性。基于风险的资本监管是银行表内杠杆率顺周期性的重要驱动因素。银行表外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贡献呈显著正相关，表内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贡献间存在U型关系，即表内杠杆率的初始上升将降低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一旦超过某一临界值后，杠杆率增加带来的市场流动性紧缺效应将大于银行资本损失吸收能力上升的效应，从而增加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此外，银行过度参与影子银行业务将使得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贡献间的关系变得更为隐蔽。相比小银行，大银行的杠杆率对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更为显著。　　（2）杠杆率监管政策的引入会导致银行在正常时期优先考虑减少低风险资产以提高自身的杠杆率水平，银行间的平均关联程度将有所下降，个别银行在银行间市场网络中将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危机时期杠杆率监管虽会增加外生冲击下初始倒闭银行的数量，但与此同时也阻断了健康银行与脆弱银行的联系，由此强化了健康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总体上看，相比单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施加4%的杠杆率约束将会带来更为稳定的金融体系。此外，杠杆率监管政策实施的效果受监管水平的影响，过高或者过低的杠杆率监管要求都不利于发挥其宏观审慎监管效果，较为充足的流动性以及较高的贷款回收比例将有助于增强杠杆率监管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效应。　　（3）在统一监管策略下，监管层可以通过适度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银行的流动性比率要求和资本缓冲比率要求来进一步增强杠杆率监管的金融稳定效应。相比统一监管策略，基于合适锚定指标的差别监管和动态监管均有助于降低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在相同的外生冲击下不同杠杆率监管策略的金融稳定效应不同，组合监管策略通常会具有更为理想的金融稳定效果。但在极端冲击下，当金融体系处于极度脆弱状态时，这几种监管策略下的系统性风险都将处于较高的状态，不同监管策略下的系统性风险差别不大。　　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从研究视角看，当前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监管工具的有效性和监管政策间的协调搭配问题。已有的研究关注了贷款价值比、债务收入比、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逆周期资本缓冲等工具，部分文献探讨了宏观审慎政策与其它监管政策的协调搭配。对杠杆率监管工具的作用机制及有效性的量化研究相对不足。在杠杆率监管的研究文献中，大量的学者基于资金需求者的角度探讨资产组合的杠杆率如何影响资产价格波动和系统性风险（Lo和Brennan，2012；Thurner等，2012）。本文则从资金供给者即商业银行的角度来探讨金融稳定目标下杠杆率监管的必要性、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和监管策略选择等问题。　　（2）在对商业银行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关系进行探讨时，不同于大量文献基于资产负债表杠杆率探讨银行杠杆率的顺周期性，论文从时间维度和截面维度分析了银行表内杠杆率和表外杠杆率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近年来，我国银行表外业务的迅速发展给银行体系的安全带来一定隐患，Papanikolaou和Wolff（2014）研究表明表外杠杆在金融危机的发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分别分析银行表内杠杆率和表外杠杆率的系统性风险影响有助于增强监管者对杠杆率与金融稳定联系的理解。另外，本文还结合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分析了银行参与影子银行业务程度对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关系的影响。　　（3）构建了评估杠杆率监管政策有效性的定量分析框架。《巴塞尔协议III》下的杠杆率监管政策是否必然有利于金融体系稳定，目前尚无统一结论且缺乏基于银行主体行为的定量分析框架。一些研究基于计量回归的方法评估了贷款价值比、逆周期资本缓冲等特定政策的监管效果，该类方法通常以宏观审慎工具监管要求的变化量作为宏观审慎变量，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且难以对监管工具的具体作用机制及最终效果进行追踪。此外，我国杠杆率监管的时间较短且监管要求一直维持在不低于4%的水平，因此难以基于计量方法对杠杆率工具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本文在Bluhm等（2014）内生性网络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杠杆率约束条件并基于我国银行业现状对模型进行了必要的改进。利用仿真模拟方法对杠杆率约束下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变化及过程进行了追踪，较好的解决了实证研究中基础数据匮乏且难以剔除其它监管政策影响的问题。　　（4）对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策略的选择问题进行了定量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策略的探讨通常集中于定性层面，缺乏对不同监管方式效果的比较。论文的研究一方面探讨了统一监管策略下杠杆率监管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流动性比率和资本缓冲比率要求的协调搭配问题，分析了差别监管策略下银行差异化分类准则的确定、动态监管策略下锚定指标的选择等问题。另一方面，论文对不同监管策略下的金融稳定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　　由于研究水平有限和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论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杠杆率监管的金融稳定效应不应仅局限于银行体系，银行与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及实体企业间均存在着关联网络。论文构建的内生性网络模型仅考虑了杠杆率监管对银行间市场风险传染的影响，后续的研究可以基于纳入了更多经济主体的内生性网络模型进行探讨。二是鉴于数据的可得性，论文的实证样本仅包含了上市银行，使用了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以及贷款承诺作为银行表外项目的替代，表外杠杆率仅体现了表外部分担保承诺类业务的扩张程度，未能反映具有高复杂性和高关联度的表外衍生品交易的影响。三是在分析一些监管政策的影响时，仅仅考虑了单一因素变动对杠杆率监管效果的影响，对多个变量变动下的更为复杂情景缺乏相应分析。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上述方向上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