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中国面临文化转型，是引进外国文学的高峰期，这一时期译介外来文学和理论采用了语际改写的多种形式——正如安德鲁-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改写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语际传播渠道有很多种，除了狭义的翻译形式，还有诸如文学评论、作家传记、仿作等多种语际改写形式，即广义的翻译。五四时期的社会变革者根据本地文化转型的需求选取适当的外国作家及其作品，同样经过各种形式的语际改写将外国作家与作品本地化，以使其适应目的语受众的阅读需求；在此过程中，各种形式的语际改写在塑造作家形象以及对目的语新文学的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即语际改写表现有很强的建构力。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俄国乃至欧洲最伟大作家，便是五四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所青睐的作家之一。经过研究发现，托尔斯泰最初主要经过文学评论、文学批评、人物传记这些语际改写形式进入中国受众视野，使中国的读者了解到他的作品及思想；而托尔斯泰对当时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也通过各种形式的语际改写表现出来，特别是仿作；这些语际改写形式在五四时期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中非常普遍，对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了强劲的建构力量。结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本文将以五四时期文化精英对托尔斯泰的语际改写为例，着重探讨语际改写的建构力。这种建构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语际改写对作家名声的建构，主要考察五四文化精英在“启蒙”和“救亡”不同主题诉求下的文学评论、文学批评等语际改写形式对托尔斯泰名声的建构，以及由此带来的托尔斯泰名声的变化；二是语际改写对新文学新文化的建构，主要考察托尔斯泰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及其人道主义精神对中国本土作家创作实践的影响，也通过语际改写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茅盾的仿作《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