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FDI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仅体现在其实际利用水平的持续提高,也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在贸易与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的环境污染日趋严峻这一问题从“十一五”到“十三五”期间持续受到关注。目前,中国的整体环境形势较为严峻,且存在着污染物排放源头较为集中的现象。此外,在环境规制实施与监管、企业环境规制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相关学术研究情况来看,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之争论在国际上受到了高度关注,“污染天堂假说”是否成立依然具有不确定性,而环境规制如何影响FDI的相关学术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从理论、实证等角度深入探究了FDI环境污染、环境规制与FDI的相互关系,对在FDI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中为何存在差异化结论、中国引进FDI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状况、中国环境规制对于引进FDI的影响效应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回答。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主要探讨了FDI如何影响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如何影响FDI的问题。论文在第四部分重点运用数理模型,对FDI如何影响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如何影响FDI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推算出理论模型的均衡结果,以此预测可能产生的影响效应。在实证研究层面,本文主要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论,有关实证研究的结论也相悖不一。为何会出现差异化的研究结论?论文的第三部分针对这一问题,通过运用Meta回归的计量分析方法,提出相关实证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第二,中国引进FDI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状况?这一问题在论文的第五部分进行讨论。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并通过构建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区域、要素禀赋、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异质性,更加细致的研究FDI如何影响环境污染排放量;同时对FDI影响环境污染排放状况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第三,中国环境规制体系建设的发展变迁对于引进FDI的影响效应是什么?论文的第六部分针对这一问题,利用国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政策,从区域环境规制差异性的角度展开研究;重点在企业层面利用中国重点监控企业数据,研究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是否受到该政策的影响,旨在更有说服力地验证“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利用定性与定量、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互结合的分析方法,从以下几个部分对上述研究问题进行了阐析。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价值及意义,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和论文可能的创新处与不足。第二部分:分别从理论层面、实证研究层面进行文献综述,重点评析国内外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和争议。理论层面的综述主要包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主要贡献、贸易自由化与环境的研究进展、环境规制影响fdi的理论解说;实证层面的综述主要包括:检验经济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文献、检验环境效应的文献综述、检验环境规制效应的文献综述、企业层面研究的最新进展。第三部分:主要阐析fdi、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拓展,为论文的实证分析提供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fdi与环境污染的一般均衡分析主要包括生产技术、均衡产出与污染水平、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fdi引致的环境效应主要分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环境规制效应以及地方政府竞争;污染天堂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的理论阐析;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借鉴;内生和外生环境规制下的fdi区位影响因素的拓展分析。第四部分:运用meta计量回归方法,对fdi如何影响中国环境污染这一研究主题的实证文献进行定量分析,目的在于对fdi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中的差异化结论的现象进行解释。本文分别从meta回归分析的基本模型、样本文献的统计、主要变量的选取与含义、样本文献一般特征和分解特征的回归分析、fdi环境效应影响程度和方向的实证研究以及发表偏倚问题的论证等方面,对fdi环境效应实证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部分:首先对fdi与中国环境污染状况进行基本考察,包括fdi与中国环境污染的基本现状、fdi在中国不同污染程度的区域分布情况。其后,利用2003年-2013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距海岸线地理距离和fdi主要来源国的gdp增长率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fdi与环境污染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论证。并且,从区域、要素禀赋、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异质性,探讨了fdi对环境污染排放量产生的不同影响效应。最后,通过fdi影响环境污染状况的机制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论证。第六部分:是论文另一主要研究主题——中国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效应研究。这一部分首先对中国环境规制体系的发展变迁进行详细的统计描述;其次,依据中国环境保护部在2007执行的国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政策,通过采用双倍差分法,研究该项政策对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水平的影响效应;再次,在企业层面研究了国家重点监控废气污染源和废水污染源企业的政策,是否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影响。第七部分:给出全文结论,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建议。通过以上七个部分的详细分析,本文从对相关文献和理论的梳理与研究、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首先在相关文献和理论的梳理与研究方面,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运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将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污染理论模型的推导思路引入到fdi影响环境污染问题的框架下,从理论层面研究fdi影响环境污染的效应与机制,并对fdi的环境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将fdi环境效应的影响机制拓展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及地方政府竞争效应。利用“污染天堂假说”,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基础上,具体分析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国家区位优势中的环境规制因素,进一步阐析环境规制在内生和外生的条件下,分别如何影响fdi的区位选择。第二,中国fdi环境效应实证研究进展的meta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据层面及时间段中是否包含2006年及其以后年份,是造成研究结论相悖的重要差异。研究采用的计量方法并未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选取与fdi密切相关的投入研发和产业结构变量,也是引起实证结果差异性的重要因素。研发发现,fdi环境效应实证研究中存在着发表偏倚现象。并且,若忽略要素禀赋与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也将导致fdi环境效应被低估。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本文对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通过运用两个较为合理的工具变量,也即城市距最近港口的地理距离工具变量和fdi主要来源国gdp增长率工具变量,验证了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负向的因果关系。第二,基于国家“城考”政策的中国环境规制对fdi影响效应实证分析。通过运用双倍差分法,研究发现,2007年的国家“城考”政策导致参与考核的环保重点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实际利用外资额有所减少。第三,基于企业层面中国环境规制对fdi影响效应实证分析。本文创新性的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进行匹配,以此评估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的角度,将国家重点监控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实验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控制组,通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估算了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未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基于上述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为:第一,本文通过运用meta回归的分析方法,验证了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着研究结论截然不同的现象。研究结果显示:数据层面是中国fdi环境效应影响方向的重要原因;研究采用的计量方法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与fdi密切相关的控制变量的选取也是重要因素;“东、中、西部”的地区划分方法未能有效的分解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的控制变量在实证研究中不应被忽视。此外,研究发现,fdi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发表偏倚现象。第二,通过构建合理的工具变量,利用2003-2013年28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研究发现fdi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存在着显著的减排效应。这是由于承接发达国家的fdi对中国产生了丰富的东道国（地区）效应,尤其体现在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先进企业管理理念的扩散等方面。通过清洁技术的推广以及企业对国际化环境标准认知的提高,都有可能减少生产中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从而缓解中国不断恶化的环境状况。此外,采用一般方法的实证结果显示,无论fdi变量系数估计值是正号或是符号,都严重低估了fdi环境效应的影响程度。第三,从不同角度对fdi环境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后发现:更详细的地理划分能更好的体现并解释fdi环境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华北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fdi对环境的作用转变为消极;经济结构、人口密集度、城市绿化率和外资来源的异质性会导致fdi环境效应的显著差异,而人口资本水平的不同并未导致明显的差异;在劳动力更密集、第二产业占比较低、人口相对稀少、城市绿化较完善或是港澳台资进入程度更加深入的地区,其fdi环境减排效应的影响程度更大。第四,在fdi影响环境污染的机制研究中,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fdi对环境污染状况的影响与其引致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和地方政府竞争效应密切相关。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可归结为:首先,生产技术的革新、清洁技术的应用是推动污染物减排的源动力;其次,地方政府能够迅速且有效的针对变化的环境标准做出应对,也是fdi能够缓解环境污染状况的重要机制;最后,中国环境监管体系中存在的漏洞是削弱fdi环境减排效应的重要原因。第五,2007年国家城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规制的执行,对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参加国家“城考”的环保重点城市与未接受国家“城考”的城市相比,其实际利用外资额大约减少了14.5%。一方面,被考核的城市为了完成减排任务、达到环保标准,并最终通过国家“城考”,可能会采取包括加强监测力度、控制生产规模、提高投资建厂标准等措施,从而对外资企业的进入和生产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规制的束紧,fdi投资方需在污染治理方面投入更多的要素,而导致投资成本增加,可能造成fdi的投资方减少投资或改变投资方向。第六,本文通过利用2007年企业层面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未产生显著的影响。第一,被监控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少。第二,被国家重点监控的企业超过80%为内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内资企业的整体污染排放水平要高于外商投资企业。第三,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在实施阶段和监测信息公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纰漏。第四,企业的消极甚至虚假申报监测信息的行为,可能导致无法对该项政策进行准确有效的评估。综上所述,本文认为FDI的进入对中国环境污染产生了积极的减排效应,且在不同情况下产生了异质性的影响程度。虽然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在中国环境规制束紧时期,由于政府的环保压力和投资成本的提升,还是会导致FDI的减少。从研究的技术层面而言:首先,本文仅利用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指标衡量环境污染水平,FDI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确实产生了显著的削减作用,但对于其他污染物排放量的可能并未产生积极作用,而国家“城考”政策的考核指标不仅仅包含空气质量检测,同时涵盖了水污染、噪声污染、城市环境以及环境保护机构建设等多个方面;其次,本文根据国家“城考”政策研究得出的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程度,是基于参与国家“城考”与其他未参与国家“城考”的城市相比较而言。从研究的实践层面而言,政府为了通过国家“城考”,在加强环境政策时,并无法准确衡量与区分FDI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是否产生了减排效应,对所有企业执行相同的限制措施,从而侧面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产出的削减;从投资方的角度,虽然投资的进入会给东道国（地区）带来环境效应,但投资成本的提升会导致投资方主动减少投资或将投资转移到环境相对宽松的地区。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利用FDI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规制与监管机制、进一步加强城市环境保护配套设施的建设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在FDI的实际利用阶段应充分且有效地发挥FDI的减排效应;环保及其他相关部门应更加关注非FDI集聚的中西部地区;促进地方政府引资政策与环保职能的协调发展;实现环境政策工具类型的多样化;推进“环境保护税”的立法建设;完善环保信息的公布与查询系统;提高地方环保机构的统一性与规范性;完善城市环境保护配套设施的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