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区域社会史重要的研究方向,而士绅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考察士绅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便是论文所要研究的目的所在,故选取陕西关中县域作为研究的地理范围。陕西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是明王朝西北边防前线,境内庞大的驻军对明王朝十分重要。受益于西北边境庞大的军事开支,陕西关中区域的三原、泾阳两县凭借其较好的地理区位及其发达的水利条件和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全陕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伴随着商业的繁荣,三原、泾阳的商人开始崛起,这些商人积极利用经济优势谋取在地方社会的声誉,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陕西督学署驻地在三原的优势,三原、泾阳的科举中举人数十分突出,由此产生了一批在地方社会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士绅。明朝中期,王恕致仕归乡讲学,在其影响下其子王承裕在乡里创办宏道书院,开明代陕西书院讲学之先,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三原宏道书院的创建促成了关学三原学派的肇兴,三原学派注重气节,对三原士风民风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是明代中后期三原县域社会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长期以来,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首发于陕北多从自然灾害的角度考虑,但当时全国受灾地区并非仅有陕北,且在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前陕北也曾遭遇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显然不能将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完全归结于自然灾害。农民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在于陕北区域本身是一个军政色彩浓厚的社会,军政系统对维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而明末陕北出现的军政危机弱化了军政系统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陕北区域民政系统同样存在社会治理上的缺陷,与此同时陕北区域的民间力量又相对弱小无法发挥补救官方治理缺陷的困境。当军政、民政与民间力量在面对社会统治危机时,无法进行有效的合作与互动,并最终导致明末农民战争首先爆发于陕北,并不断蔓延至全陕。崇祯元年(1628),陕西关中地区的三原、泾阳地区开始遭受农民军的侵袭,无论地方官府还是官军却束手无策,区域社会统治秩序面临极大的危机。在严峻的挑战面前,崇祯二年二月(1629)以王徵、焦源溥、马逢皋为首的士绅精英广泛组织动员建立起民间武装“忠统”。士绅武装的成立绝非王徵等人的率性而为,“忠统”的成立反映了三原民众的迫切愿望,王徵等士绅的强力动员为“忠统”的创立奠定组织基础,而崇祯初年对阉党的清洗则为王徵等士绅提供了建立士绅武装的政治基础。“忠统”成立后,加强其与区域社会的联系,全力争取地方社会的支持。“忠统”的领导人为抵御农民军的侵袭,积极筹措粮饷保障后勤供应,三原的富民与士绅构成了“忠统”主要的财政来源,同时“忠统”亦制定规则保证“忠统”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在军事方面,“忠统”在三原地区诸多乡镇稳定民心并建立起可观的附属乡兵武装,并教授其兵法,又积极争取邻省外援武装,这些武装壮大了“忠统”的防御力量。在城市防御上,打造守城器械修筑加固城防设施,同时在城内进行严密的昼夜巡逻,这些构成了从三原城外到城内严密的防御网络。除此之外,“忠统”还积极与地方各级官员进行互动,希望能获得国家权力的协助,在互动中积极与地方官员合作同时努力为自身争取有利的条件,这为“忠统”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忠统”领导人的积极运作下,“忠统”声势日盛屡次挫败农民军窥伺三原的企图。在崇祯二年四月的云阳之战中,在官军消极避战的情况下,重创南下的陕北农民军,一举扭转战局,赢得了地方百姓和官府的信赖。“忠统”虽然仅存在四个月,但却有巨大的意义。首先“忠统”的出现与明中后期士绅治理地位的提升有很大关系,是士绅在地方话语权增强现象在关中地区的反映。其次,结合时代背景而言,“忠统”的创建人王徵是中国古代较早的士大夫基督徒,王徵结合西学为“忠统”创制了诸多作战器械,这就为“忠统”注入了西学的因素。从这一角度观察,“忠统”的成立反映了明末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最后“忠统”的出现表明,即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陕西仍然存在强劲的士绅社会,这种“三原模式”的民间社会成为了明末北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绝佳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