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转型改革期,我们的政府也正在努力地改革管理模式,逐步从职能型政府一步一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大力倡导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构建。行政问责是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发展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体系正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度也获得了较多的成果,然而在问责制运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较大的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行政问责体系中异体问责的不完善,特别是作为异体问责核心的人大问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对行政机关进行问责是其职权范围内的本职工作,也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同时,由人大进行行政问责更加的符合现代社会对民主、法治的要求,还能够弥补行政机关同体问责的不足,督促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助推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构建。而从长远发展来看,推进、完善人大行政问责机制,是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和权力制衡理论等社会政治理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本应拥有最高的问责权限,然而在实践中,我国人大在对行政机关进行问责方面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完全没有凸显出人大问责的优越性和权威性。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分别从人大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予以分析,外部因素包括党委、政府的强权、强势,使人大在问责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党委、政府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人大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人大自身问责积极性差,人大代农构成不合理等。本文以案例入手，引出我国人大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相关理论知识,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通过了借鉴域外先进的行政异体问责经验提出相应的完善于措施,以期实现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