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现已查阅的档案、文献资料和相关的报刊资料以毛泽东社会调查的身份为切入点，着重对毛泽东社会调查的方式、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研究，并对影响毛泽东社会调查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分析。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约10万字。第一部分概述了从1917年到1971年毛泽东的不同身份及其社会调查。第二部分对比论述不同身份下毛泽东社会调查的不同方式和手段。第三部分重点论述由于身份的不同，毛泽东对中央决策有不同的影响，相应地其调查研究产生的作用也不同。第四部分主要对毛泽东社会调查的文化心理进行了一些分析。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1．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做群众工作，永远不会过时。2．调查研究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说不能带着假设和偏见进入调查现场，或者说不能先有观点然后通过调查去寻找这种观点的依据。当然上级领导更不能带着偏见对待下级领导人的调杏研究及其结论。3．决策权与调查研究的相互制约关系。身份不同就具有不同的决策权，调查研究产生的实际效果要受到决策者的态度制约。4．间接调查也可以成为最高决策者了解社会的有效手段。笔者认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主要任务足领导国家建设，保护政权、领导发展生产。其任务繁重，日里万机，可以说个人精力有限，采取间接调查的方式进行社会调查是可以的和可行的。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一定的突破：一是从毛泽东不同的身份切入其调查研究的内容、方式、影响，特别是对其社会调查的不同方式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二是特别突出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对建国后毛泽东社会凋查的影响，大同理想与没有经过试验全国迅速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关系，以及毛泽东的农民观对其调查研究的影响等内容。三是研究方法上特别重视从心理学角度对毛泽东不同身份下调查研究的文化及个人心理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