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形式合理性的发展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因而对法形式合理性的理解,应将其置入到现代性的背景之下。现代性理论是发韧于近代的学术思潮,其意欲描述一种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图景。现代性在理论上众说纷纭,其内涵并不统一,自韦伯运用合理性一词来概括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从而为现代性设定基本的概念系统和分析框架以来,现代性就大致被等同于合理性,而西方的现代化也循此被看成是自然与社会全面合理化的过程。而合理性(理性)一词在韦伯的现代社会分析理论中指的主要是工具目的合理性及工具目的合理性的制度化表现——形式合理性。法的形式合理化即发生在现代性的这一背景之下,通过在立法上建构一个自治的体系,使司法成为运用概念和逻辑在封闭体系进行法律推演的过程,并以此来获致裁判结果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如此来适应人行为的目的理性化并促进资本主义自由法治国理想的形成。法形式合理性的发展构成了现代性图画上最令人眩目的色彩,然工具目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的扩张与蔓延,导致其与价值合理性越来越呈南辕北辙之势,现代性由此蕴藏着内在的危机。与现代性的困境相一致,在法学学科体系内,对法形式合理性的挞阀之声也不绝如缕,福利国家的兴起更是在实践层面上造成了法形式合理性的危机,导致了形式理性法的实质化发展趋势。虽然福利国家实质法旨在缓解法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深沉张力,但其家长主义气质又致问题重重,其本身也面临着合法性的质疑。而哈贝马斯则通过提出交往合理性与交往行为理论,对现代性进行了重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程序主义法律观来解决现代性困境下的法形式合理性之危机。哈氏认为形式理性法的困境及形式法实质化的危机在于法律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平等难以兼容,而建立在交往行为理论基础上的程序主义法范式强调的“正是法律平等和事实平等之间的关系同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这种双重关联”,因而构成了对资产阶级形式法和社会福利国家实质法这两种法范式之间对立的超越。而就中国法的现代化来说,应以法的形式合理性为基本取向,同时注意到法的实质化发展与程序主义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建设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