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语境下的民粹主义,有不同的涵义。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民粹主义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而在非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民粹主义则是指“平民主义”。本文所说的民粹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讨论的,它起源于19世纪的俄国。因此,本文从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入手,简要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粹主义的态度。由于俄国与中国国情的相似性,容易使人误解中国的民粹主义只是俄国民粹主义的“舶来品”。其实,中国的民粹主义并不是俄国民粹主义的简单的复制品。上个世纪初,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传入中国。那时,民粹主义并没有与无政府主义等思潮明确分开,也没有像俄国民粹主义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但是也带给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息。由于中国文化本身带有民本的思想传统,加上中国同样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使得民粹主义有了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土壤。和俄国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保存村社的传统。但是民粹主义“崇尚人民”的精神内核与中国“民本”思想传统的一致性。这种一致的精神内核,驱使中国近现代所有的志士仁人都自觉地向西方寻求真理,从而具有民粹思想的人都经常处在某种不自觉的状态。而这种“不自觉的状态”是由于在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中民本主义的思想意识造成的。所以很多研究者把中国近代社会知识分子中“民本”的思想意识等同于民粹主义的具体主张。对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争论也由此产生了。本文分别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到1921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四个时期来梳理了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思想认识发展脉络。在1921年以前,毛泽东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奇特的大杂烩”,也有学者把这一时期的“新村主义”等思潮都列入了广义的民粹主义的范畴。虽然毛泽东曾经提倡的“新村主义”与民粹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简单的把“新村”认定为“民粹”有些欠妥。随着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逐渐抛弃了“乌托邦”意识,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后,毛泽东逐渐开始了围绕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在革命实践中开展了理论研究,初步奠定了中国革命实际和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的基础。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组织了农民革命的武装队伍,踏上了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探索之路。1928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是同一的过程。1929年古田会议,毛泽东对绝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批判。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其实就是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从1940年初开始,毛泽东开始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探索,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中,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再加上我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而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也长期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民粹主义便有了滋生的机会。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对民粹主义这种农民社会主义进行了鲜明的批判。而这些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恰恰说明了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这也是反驳“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有力证据。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中共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脉相承的,也没有染上过民粹主义。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就是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革命道路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分野。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支点就是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因素的一切积极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而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1958年,毛泽东发起了人民公社运动。很多学者认为这样的人民公社运动也会让人联想起民粹主义。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几乎被等同于平均主义。实质上,这一时期毛泽东“平均主义”“一穷二白”的思想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针对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这一论断,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简要地分析。一是毛泽东“对农民革命道路的偏爱”,二是“毛泽东是不是唯意志论者”,三是毛泽东思想中是不是有“民粹主义的潜流”。国内学者关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的论述也很多,本文主要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农民观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三个方面进行了区别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