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的研发,生产,流通,经营和使用环节的合法合规是医药卫生事业的头等大事。但近年来,药品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违法违规现象层出不穷,法律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制定裁量基准的权力,以弥补法律无法公正平等地在构成要件和处罚结果两方面适于所有案件的情况。行政机关基于裁量基准,可依个案具体情况做出法益衡量,以符合个案正义的要求。药品行业的监督管制需要极度专业的执法判断,考虑到药品行业对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其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和适用不仅应参考法律授予裁量权之本意,更应体现对社会行政执法实践的尊重和总结。我国的行政裁量基准实践活动具有“实践先于理论”以及“自下而上”的特点。2004年浙江省金华市开风气之先,推出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彼时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这一事物的理论化研究尚未开展,也未有中央层面的规范性文件为其提供指导意见。当前裁量基准的理论研究已较为完善,包括对不同领域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类别化研究,但是对医药行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研究尚不多见,结合实践分析裁量基准的文章也多是依据公布的少量司法判决书进行分析,而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分析的文献较少。本文在研究方法方面采取了大数据研究法。截至2021年3月1日,本文共收集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上收载的2010-2020年间全国各省市公开发布的药品行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共23615份,通过对这些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数据进行清洗,得到有效样本20517份。本文采用机器学习分词模块和正则表达式对所有数据文本进行字段分类标识的汇总与统计,在时间和地域两个维度上分析了样本全集的整体变化趋势,对其处罚情况和裁量基准的适用情况及其适用中出现的差异做出初步统计分析,引出药品行业行政处罚案件裁量基准适用中的两个较为显著的法律问题,即裁量基准适用率较低与裁量基准逸脱的问题。在裁量基准的遵守适用方面,因其效力的不确定性,存在两个显著的问题:一是适用尺度不一的现象,一方面,同一行政机关面对不同行政相对人时,适用裁量基准的尺度不一;另一方面,执法机关的不同也会引起裁量基准适用率的差异。二是裁量基准适用后说明率低的问题。在逸脱方面,由于缺少规范性的逸脱条款,新旧法律的交替会提升执法者对灵活适用裁量基准的需要,在执法实践中,基于执法便宜性的考虑,部分执法者采取了直接逸脱裁量基准对当事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执法行为。基于以上两大问题,本文提出了规范药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遵守适用的多项建议,同时希望通过构建限制性逸脱条款最大限度地保障裁量基准的适用,为加强药品监督管理,指导药品日常行政处罚工作,维护医药市场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