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一位重要报人,以报刊政治化为中心,其报刊活动经历了从新闻性到政论性的思路转变,在以政论报刊为主流的近代时期,形成了另一条“办报干政”的探索之路。由于对其定位一度有所偏差,有关汪康年的研究在新闻史领域一直以来并不充分,其报刊思想与实践的特征也并未得到彰显。本文试图在对相关史料整理与解读的基础上,总结出汪康年报刊思想与实践在不同阶段的特征,透视贯穿其间的发展线索,并探究变化之中的内在动因。本文首先对汪康年报刊起落变化的报刊实践过程作出了整体描述,次以报刊内容侧重点为依据,将汪康年所办报刊分为三种类型——译报、新闻日报、政论报刊,相应呈现出其办报思路中“重译报—重新闻—重政论”的次序变化。在对《时务报》、《昌言报》、《时务日报》与《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报刊内容深度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反观汪康年作为报刊创办者如何理解与构建这三类不同的报刊,使其发挥何种功能,并由此推演出其“译报观”、“新闻观”、“政论观”。本文认为,汪康年将译报看作一种间接评价手段,通过选载海外媒体关于中国事务的报道与评论,对政治问题作出间接的意见表达；把新闻报道当作形成舆论的有效途径,通过对新闻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快速、真实、客观、全面的报道,提高社会对政治事件的关注度,形成社会舆论以推动政治问题的解决；政论则是直接的政见表达,通过发表个人对政治问题的意见与建议,试图影响政府与社会的行为。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汪康年报刊实践并未完全循着政论的道路,但仍以“政治化”为中心,呈现出“办报干政”的另一种探索之路。本文最后对汪康年报刊思想与实践发展的内在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政治思想的变化是牵引其“办报干政”思路发展的直接原因；知识分子“改变世界”的群体思想特征促其报刊活动围绕着“政治化”这一中心,江浙地区现实稳健的地域文化特色的影响又使其在“报刊如何有利于政治”这一问题上趋于平缓而非激进,而“正直仗义”的个性特征又使其对“社会批判”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坚守。概言之,抱有“办报干政”目标的汪康年,一直在寻找一条切合现实的报刊之路,其结局未必成功,但过程值得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