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范围不仅仅是普通受贿罪,而是包括第388条及第388条之一在内的受贿犯罪体系,探讨哪种学说能够解释、覆盖并贯穿整个受贿罪体系为本篇论文的重点。通过比对廉洁性说,信赖说,不可收买性说,不可交易性说以及公职不可谋私利说,梳理分析各学说利弊之处并得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应当是普通受贿、斡旋受贿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共同的保护法益的结论,行为人的行为侵犯的不仅是自身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还包括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本文针对目前颇为有力的不可收买性说做了较大篇幅的论述和解析,从不可收买性本身的表象法益之嫌、受贿罪体系与构成要件的解释角度探讨,做出了不可收买性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兼容以及并不能对第388条以及388条之一的斡旋受贿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做出合理解释的结论,否定了不可收买性说在我国的生存空间。并将公正性说解释为“公权独立性”与“职务行为正当性”,从“影响说”出发,叙述了公正性说作为受贿罪保护法益的妥当性,回应坚持其他学说的学者对公正性说的批判和攻击。在服务司法实务的层面上,本文辨析了已出台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扩张性与应急性,对事后受财行为与感情投资进行定性,认定通常情况下的事后受财行为不成立受贿罪,而在提供财物者与国家公职人员有联系性以及公职人员所在的职务管理有“潜规则”的例外情况下,推定行为人对事后收受财物有内心期待从而影响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时成立受贿罪。从受贿罪体系出发,分析确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属性,确认了感情投资的入罪问题,否定了设立“收受礼金罪”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