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设”从理论角度来看,属于一个阐述民族国家建构路径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解释性概念;从实践角度观之,它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相伴相生的政治实践过程。国家政权建设内涵丰富且动态变化,在中西方语境中所具有的背景、内涵和目标各有侧重,因此有必要在特定的时空背景和实践场域中对其进行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的国家政权建设对于新生国家政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独特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缩影。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和国家如何在大理白族地区开展国家政权建设?具体来说,这一大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小问题:执政党和国家在大理白族地区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的初始条件是什么?国家政权建设的有效机制是什么?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有哪些?目前,学界主要从“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抑或“国家—社会”关系框架内对国家政权建设展开研究。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下,本文从中观层面对国家政权建设的机制进行研究。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政权建设的特征,本文尝试构建了“权力下沉机制——合法性生产机制——利益调节机制”的分析框架。就三者的定位而言:由权力组织网络构建组成的权力下沉机制属于国家政权建设的“硬实力”部分;由意识形态宣传构成的合法性生产机制属于“软实力”部分;由以土地为核心的社会基础改造形成的利益调节机制属于“核心”部分。就三者的内涵和关系而言:首先,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权力组织网络构成了国家政权建设最重要的主体,在增强国家权力渗透能力的同时,为社会基础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其次,意识形态宣传是中国语境中独具特色的权力技术,在增强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同时,为社会基础改造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最后,以利益调节为实质,以群众运动为形式的围绕土地展开的社会基础改造在实现社会结构变迁,国家与农民关系变革的同时,增强了国家资源汲取和社会控制的基础性权力。三大机制相辅相成,相互强化,共同推进了国家政权建设的有序开展。国家政权建设是发生在特定场域的鲜活政治实践。洱源县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构成了建政的实践场域。白族极具家国情怀的马帮文化和耕读文化,以及包容务实的民间宗教“本主崇拜”和“多元一体”的宗教格局奠定了良好的政治认同基础而构成了“建政之基”;而境内地霸土匪势力强大以及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普遍存在则成为了“建政之困”,大理白族地区的国家政权建设在利弊交织的情景下展开。从组织建设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建立强化了党作为领导核心的地位;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设置确保了国家权力的平稳运行;大规模发展的党的外围组织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以党为核心的党政共生与群团依附的权力组织网络构成了国家政权建设的逻辑起点。从意识形态宣传的维度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的针对性宣传以及一般情景下的普遍性宣传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就前者而言,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围绕土地改革展开的诉苦运动塑造了农民的阶级观念;贯彻《婚姻法》运动则促成了群众自由平等观念的形成。就后者而言,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在“破旧立新”的基础上强化了政党权威和国家认同。从社会基础改造的维度看,以土地为核心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结构变迁影响深远。白族群众历来遭受严重的封建地主盘剥,1950—1953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目标的同时,增强了国家资源汲取和社会控制的能力。对于农业大县的洱源来说,1952年下半年—1956年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格局和生活方式,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得到进一步增强。随着大理白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国家政权建设取得阶段性胜利。对大理白族地区的国家政权建设进行全景式回溯不难发现,“因族制宜”“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策略贯穿于国家政权建设始终,同时也是建政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本文尝试把这种建政策略表述为“包容性建政”,即大理白族地区的建政工作在时间、范围、程度、效果等方面的要求可作稍低于其他地区的处理。但“包容性”具有其限度,即难度越大的社会基础改造越具有包容性,越不危及政权的事件越具有包容性,越具有民族特殊性的事宜越具有包容性。通过“包容性建政”,中国共产党在大理白族地区实现了“嵌入——深入——扎根”的渐次转变,白族的物质利益和传统文化得以维护,国家稳定发展和社会良性变迁的局面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