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普遍存在使货币市场出现“分割”，且二元经济下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部门，与国内流动性过剩催生的各类非正规金融部门规模急速扩张，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函数，进而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挑战。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非正规金融部门必须纳入整个货币流通体系的研究范畴，并完善货币供给的内在机制及货币需求的微观模型。本文的研究范围涉及货币供给内生性、货币流通速度等基础性概念，并试图由此展开讨论非正规金融对货币流通及整个流动性规模的影响。　　尽管已有的学术成果中，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取得了一定的确定性的结论，但对于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微观基础，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深入与扩充。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金融部门的产生，中央银行已不再是决定货币供给的唯一主体。另一方面，货币乘数的可控性建立在中央银行与正规金融部门、非正规金融部门，家庭户和企业的博弈中，而如何保证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除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外，如何更好地发挥非正规金融部门的作用，以及货币当局如何通过影响微观主体的预期和投资决策，调节货币流通速度，进而调节货币乘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达成是本文尝试探索的方向。　　研究框架上，本文试图在归纳、阐释现有货币内生性研究理论、货币流通速度理论，以及非正规金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历程与现状进行回顾与总结，就此提出非正规金融内生性模型的可能冲击等假设，并尝试建立引入非正规金融变量的IS-LM模型，推导出非正规金融可能引致的四种市场形态，并得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理论突破上，本文在借鉴吸收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中国国情，试图从“非正规金融”对中国货币供给内生化的贡献度，尤其是从影响产出和货币供给的角度，分析目前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从而扩展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模型，为货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并对当前基于M2的货币数量模型适用性进行说明和修正。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两点结论:基于中国当前以政府投资主导、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经济结构，货币当局长期以来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M2的高速增长使货币流通速度快速下降，引发的结果是货币投机性需求膨胀，进而导致非正规金融部门规模扩张，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弱化;通过IS-LM框架下引入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讨论，本文认为，存在非正规金融部门的经济体货币冲击与产出水平由非正规金融部门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以及实际利率水平共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