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nning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提出的国际投资发展阶段论（IDP理论）动态地描述了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动态变化,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水平呈现阶段性增长。这一理论在诞生之初就得到了多国学者的验证,也成为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性理论。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同样也印证了IDP理论:中国分别于1992年、2002年分别进入国际直接投资第二与第三阶段,至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首度超过吸引外资金额,意味着中国正式跨入第四阶段,双向投资并举的格局正式形成。尽管国内学者对IDP理论中描述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路径的存在性已经达成了一致的结论,但是大多数研究聚焦于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相关性上,鲜有学者讨论这一理论中的两个关键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一缺憾,本文基于IDP理论,研究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制度环境在这一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对IDP理论的内在机制加以补充。首先,本文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FDI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梳理,从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总结了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机制。微观上看,外资流入通过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宏观上看,外资流入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就业扩展、资本形成、制度环境改善,促使东道国整体经济实力增强。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外资的流入均有助于为本土企业创造机遇以建立起所有权优势,使本土企业具备对外投资的能力。此外,本文梳理制度环境与FDI关系的有关文献,为后续传导机制的研究确定方向。其次,本文对中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演进历程、IFDI与OFDI的整体趋势与特征进行了梳理与探讨。自1979年以来,中国国际投资发展在大体上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探索阶段、IFDI飞速发展阶段、OFDI快速发展阶段与双向投资共同发展阶段。伴随四个阶段的推进,中国持续开放、引导、规范外资流入与对外投资。从总量上看,中国IFDI与OFDI多年位列世界前三。国别（地区）分布来看,中国IFDI与OFDI集中分布于香港,说明香港仍然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主窗口。省区分布来看,东部省份已由过去80%左右下降至50%左右,中部地区则由10%上升至36%,这反映了吸引外资由东向西转移的过程,但西部地区占比长期维持10%,也反映了转移进程的滞后;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失衡,东部省份长期作为对外投资主要地区。产业结构方面,分布于第三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攀升,反映了中国吸引外资质量正逐步改善。近十年,第三产业OFDI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保持在70%-80%的范围,说明市场寻求与技术寻求是本土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因。再次,本文基于以上理论机制讨论与现状分析,选取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通过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全样本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作用为正,但并不显著;而在分样本回归中,东部地区系数在1%以下显著,中、西部地区均不显著。综合来看,由于政府采用“自东向西”的对外开放战略,东部地区吸引外资较其他地区更早、规模更大,因此外资流入给东部省份带来的积极效应更显著,推动了当地企业走出去。而中、西部开放水平相较落后,因此IFDI对OFDI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利用IFDI滞后一期数据回归后得到的结论不变,因此回归结果稳健。为了进一步检验影响IFDI对OFDI正效应的因素,本文引入人力资本与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制度环境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这一结果也部分解释了为何IFDI对OFDI正效应在区域间存在差异。此外,本文引入制度环境作为中介变量,结合中介效应检验与安慰剂检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外资流入规模扩大迫使内部体制改革,进而改善了制度环境;而良好的制度环境降低本土企业交易成本、助力企业建立所有权优势,进而推动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最后,本文根据理论机制与实证结果,针对中国区域异质性提出引资政策、对外投资建议,同时强调制度环境在推进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