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作为一种文化心态,是早期人类所共通的文化心理特质。荣格将其解释为“集体无意识”,认为它来源于本族祖先的遗传,组成了一种超个体的共同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人们的集体思维方式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由这无意识的原型所决定的。“问天”文化心态便是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情境原型。在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演进过程中,人们对“天”的认识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问天”文化心态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对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一直没有中断。本文以荣格等人的“原型”批评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论述“问天”文化心态与早期人类思维及文学创作的重要联系,探讨“问天”文化心态的源流演变,论述《天问》在思想主旨、神话传说和表达特征等方面与上古“问天”文化心态及其时代发展之间的关系。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问天”与问天文化心态。“问天”作为一种早期人类共同的心理特质,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动因。这不仅仅是作者个人无意识凝聚的原因,更是受到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推动作用。这种文化心理原型可以远溯到甲骨卜辞乃至更早的原始宗教和神话传说。屈原所在的楚国作为巫风盛行之地,对原始文化的保留更为明显,这对《天问》及后代文人的一些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章“天问”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由不安情绪所产生的对“天”的信赖感和敬仰崇拜之情使人们自觉寻求可以获得安慰的仪式,原始宗教和巫风卜筮等活动应运而生,“问天”文化心态随之被唤醒。这些古老的仪式和语言方式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和启示着后来人的艺术创作和创作心理,《诗经》、诸子文学,乃至《天问》,无不受其影响。第三章“问天”文化心态与《天问》的思想艺术。《天问》丰富异常的内容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上古“问天”文化传统和怀疑探索的时代精神,同时更多的也表现出屈原对于国家前途命运、个人不幸遭遇的忧愤之情。在思想信念遭受严重的精神危机之时,“问天”成为“不得已”的选择。而这种心灵苦痛的挣扎也是人们逐渐从自然的附庸中挣脱出来,以主体的身份开始了对自然和社会生存环境的反观与思索,不断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的种种奥秘,而这恰恰也是一个民族一种精神品格走向成熟的过程。第四章“天问”的文化意义及文学影响。《天问》继承和发展甲骨卜辞、《诗经》的“问天”精神和某些表达方式,成为其后又一影响巨大的伟大作品。尤其是在文学情怀和话语方式上,成为后世文人所追怀、效仿的典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天问”背后的人类共同文化心理意识,它的文化启迪意义显得更为重要。而柳宗元《天对》显然未得其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