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施蛰存为首的，围绕在《现代》杂志周围的《现代》作家群，创造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他们中的领军人物：施蛰存、穆时英、杜衡、戴望舒以及大部分参与者都是浙江籍作家。浓厚的乡情使他们在上海滩的打拼中彼此相知，其中还不乏亲情、族情——至少领军人物中的戴望舒就是穆时英的妹夫。当然，令他们走到《现代》杂志周围，为一个主旨协同迈进的更重要原因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审美旨趣的集体无意识：吴越“水文化”气质。 同为浙江学子，笔者怀着激动的心情对该群体做了初步研究后认为：探讨我国现代派文学的发生、发展，无疑要从浙江文人的非凡贡献入手，之所以选择其中围绕在《现代》杂志周围的现代派作家群作为本文的探讨对象，是因为《现代》杂志是公认的中国第一部大力推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杂志，绝大多数现代派作家都在该杂志上发表他们的作品，现代派文学的领袖施蛰存、杜衡、戴望舒更是先后主持过该杂志的工作，所以对浙江《现代》作家的群体研究，对明晰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原因、脉络和审美特质意义重大。 同时，对浙江《现代》作家的群体研究，往往涉及他们的共性和个性。在论及共性时，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吴越“水文化”气质，当然本文所指称的吴越“水文化”气质主要是指浙江东、北部的吴文化气质(浙江西、南部的越文化则是浙江“乡土派”文学审美特质的母源文化)。所以，本文选择了地域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切入对该作家群体的审美研究。 在体例安排上，本文的第一节从文化发生学入手，探讨上世纪三十年代围绕在《现代》杂志周围的浙籍作家群开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派文学的原因和他们在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节中阐述该作家群的包容性造成的现代派文学“穿着西装唱越剧”的特征，即仍然以吴越水文化为其地域文化母体，而将西方现代派思维技巧作为西化外壳加以利用。第三节则分析该群体水文化气质影响下的审美特征，及其亢进式创新意识对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派文学的历史贡献。当然，在探讨浙江《现代》作家群在上海接受西方现代派思想，开创现代文学并对传统审美进行创新的同时，本文更注重本土水文化质在和西方现代派思潮冲击中对这些现代派作家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