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由快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作为并购重组的重要载体,其并购绩效的提升是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并购绩效的提升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然而,已有文献在基于我国制度背景探究融资方式对公司并购绩效影响时,主要关注了自有资金、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特别地,在债务融资方面多探讨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正规金融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以商业信用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可能发挥的作用。事实上,我国金融发展尚不完善,非正规金融体系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规金融体系的功能缺失和效率损失,对企业的转型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企业负债重要来源之一,兼具融资和治理双重作用,而大多文献将两者分开予以研究,显然有失偏颇。有鉴于此,本文将商业信用的融资性作用和债务治理作用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究其对公司并购绩效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具体的作用路径,进一步地,探究这种作用是否受其公司所在地区外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以及法制环境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6年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事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商业信用对公司并购绩效产生的影响、具体的作用机制以及这种作用在企业所处不同的外部环境下的差异。结果发现:(1)商业信用显著促进了公司并购绩效,且这一效应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低和法制环境差的地区更加明显。在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方面,金融中介、法制环境和商业信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说明商业信用能够弥补正规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功能缺位和效率损失。(2)机制检验发现,商业信用整体上通过发挥债务治理效应和缓解融资约束获得并购协同效应,进而提高了公司并购绩效,但因产权性质不同发挥的作用亦存有差异。具体来看,在国有企业中,商业信用主要通过发挥债务治理效应抑制企业代理问题进而促进了公司的并购绩效;在民营企业中,商业信用主要发挥缓解融资约束作用带来公司并购绩效的提升。(3)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对于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为经理人自利行为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对于大股东利益侵占的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抑制效应较弱,甚至不存在;对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主要源于自身的资源效应而非信号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公司并购绩效影响因素及商业信用融资经济后果的文献研究,也揭示了非正规金融帮助主并公司通过提高治理机制和降低融资约束,创造并购价值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为公司并购绩效的提升从非正规金融视角方面提供了新的证据,对推动我国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