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文化与城市化、城镇化过程不同步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的成长与发展事关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成败。本文利用民族志田野观察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武汉市江汉区三所公办中小学的调查收集随迁子女的经验资料，试图按照生命历程理论考察问题的视角探讨在“两为主”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推广的背景下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的变化。在“两为主”的制度环境下，随迁子女群体实现了从“子弟”到“学生”的转变，在学校、家庭、社会氛围的综合作用下，随迁子女群体呈现出学校文化视角下逐渐扩大的内部分化。　　随迁子女群体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统一整体，他们在自我预期、课堂表现、现实出路上呈现出自我选择与有策略的自我放弃分化，这样一种分化是学校主文化与学校亚文化的并存，而非学校文化与反学校文化的对立。随迁子女群体呈现出的这种内部分化是社会变迁中家庭差异累积的结果，即“社会-家庭”的互动作用机制。个体的生命过程是结构性与能动性共同形塑的结构，在随迁子女群体内部分化的“社会-家庭”生产机制中社会变迁的结构性作用是第一位的，社会变迁的结构性通过社会氛围、社会政策、社会经济结构，一方面让随迁子女们深信“高学历有好工作”，另一方面则为他们展示了“另辟蹊径”的现实可能性;在大的社会氛围下，随迁子女家庭因为自身的艰辛经历，普遍将子女能够不断升学获得高学历视为最佳出路和荣耀但又并不认为这是唯一选择，不同家庭间固有的家庭关系、家庭结构，新形成的经济实力、社交能力，以及家庭成员的知识、经验都不尽相同、使得不同家庭对于子女自我选择与自我放弃的干预能力出现差异。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与家庭的能动性经由学校的环境而进行互动，多种因素的彼此博弈构成了随迁子女群体内部分化的生产机制。　　随迁子女更早开始城市生活，更多的受到父母的照顾与抚育，教育水平、生活环境相对更好，但是复杂多变的城市环境和家庭生活也给随迁子女们带来了成长风险，一旦出现障碍容易形成“回去不、留不下”的两难困境，容易滑落成危险人群。宏观环境与家庭教育是相互作用的，为此，国家继续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并创造公平、开放的就业、创业环境就成为当务之急，随迁子女父母也应积极主动的提升参与子女教育活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