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夜》主要讲述武王八年戡黎凯旋,众人饮至于文太室之事。其中武王与周公所赋诗歌占有大半篇幅。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学者从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三个方面对《耆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研究成果中大多将《耆夜》默认为西周文本,也有学者提出了战国拟作说。对西伯戡黎及《蟋蟀》作者等历史问题也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对清华简《耆夜》的制作年代及相关历史问题还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究。关于《耆夜》的制作年代。从《耆夜》开篇“武王八年”的纪年方式看,这种将纪时置于篇首的风格在穆王、恭王后才出现,但使用谥号+王年即“某王某年”的纪年方式并未出现于商末乃至整个西周时期,而是在战国时期成书的文献中才能见到。因此从纪年方式的角度加以综合分析,证明《耆夜》的制作年代应为战国时期。关于西伯戡黎问题。《耆夜》的出现使西伯戡黎问题更为扑朔迷离。关于文武分别戡黎说,从文献可信度、文武分别所戡黎之地望以及克商战略角度来看,难以信据。《耆夜》为后世托古之作,也使武王戡耆记载的可信度大为降低。楷伯并非毕公之子,不能得出因毕公征伐黎国有功而被分封于楷地的结论,武王戡黎说也难以成立。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分析,传统的文王戡黎说不宜否定。关于《耆夜》中的《蟋蟀》诗。《蟋蟀》表现出的思想因与周初执政理念不合,故非周公所作。与《诗·唐风·蟋蟀》相比较,《耆夜》中的《蟋蟀》是更早的原初本。它在战国时期传播至楚地,楚地士人基于楚地的社会风气,在诗学发展基础上对《蟋蟀》原初本加以利用,并假托周公之名嵌入《耆夜》之中,以达到诗教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