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围绕着形式、主体与现实的关系对当代文学进行了观察与思考。在《论作家的“主体性”》里作者试图在“主体移心”的理论背景下重新探讨刘再复与鲁枢元关于作家“主体性”的阐发。《现实主义辨》则是为更具体地展开对这一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中发挥着巨大符号功能的形式规则与美学范型的研究之前的理论热身，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的辩析上;现实主义的“真实”神话，以及“典型”这一总体论的概念范畴所面临的困境。在《文学·现实·现实主义》里，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座落在有关“现实主义冲击波”所呈现出来的症候上，并力图在90年代先锋写作成规化的文学语境中，探讨现实主义的遗产、可能焕发的活力与面临的问题。作为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写作形式，并且对现实主义有着自己独特解释的王安忆，她的理论阐释与她的文学实践并不总是若合符节，她的敏锐的现实感性往往能让她超越现实主义的形式案臼，而开辟出属她独有的文学风景，从《富苹》以降她对普通劳动者人性、人情美的讴歌，以及对她所成长的共和国早期岁月的频频回首，王安忆所怀想的有机社会“永恒的力”，以及希图提炼出的投射在现代社会拯救的光，早己使这位被海外学者张目为“张爱玲传人”的作家悄悄靠拢了沈从文而成为上海“京派”。与此同时，她的回望的写作姿态以及顽固的写实立场，也阻碍了她对城市书写更为复杂与丰富面向的探索。除了“现实主义”这一当代文学场域的超级能指，作者对“先锋派”这一在80年代“文学自主性”场域的建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另一超级能指同样充满了兴趣。在对先锋派代 表作家余华从叙事话语与主体关系的角度所作的作家论批评之后，作者试图借助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从社会体制的角度补充对“现代主义”、“先锋派”概念的思考。作为这一思考命题的延伸，作者特别注意到了大众文化场域对先锋派一精英文化汲取与扭曲的变貌，在安妮宝贝—这一“小资”文化的代表与她的读者群的互动中，我们看到的是80年代现代主义个人主义精英文化的扩散与90年代消费主义的奇异堵和。这一文化与文学现象再次提示了符号、形式与主体建构、现实的复杂纠葛。对安妮宝贝的研究也促动了作者对80年代文化遗产与债务的思考，报告最后一篇论文有关蒋韵写作历程的追踪是作者的一个初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