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受到大陆学界重视却是从九十年代才开始的。自吴福辉为海派文学“正名”后,海派才重新回到文学研究视阈,关于海派文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许多海派作家重新浮出水面。而周楞伽也名列吴福辉所分类的“形形色色的新市民小说家”之中。周楞伽是中国现代作家和古典文学学者,一生创作在数量与类型上都极为丰富,也积极参与了不少文学论争与运动,同文学史上诸多重要作家都有交集,但却在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遭受了无人问津的冷遇,吴福辉在评价作为海派小说家的周楞伽时,对其定位也是简单的“创作甚丰,但影响不大”数语,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缺失和遗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周楞伽脱离鸳鸯蝴蝶文学踏入新文学创作领域,这是他创作最盛的时期,也是该时期的创作使其被归入了海派新市民小说家中。周楞伽的新市民小说创作脱胎于鸳鸯蝴蝶派文学,他在鸳蝴文学中选取了最为顺应时代潮流和都市趣味的男女婚恋与社会世俗生活作为自己市民作品的主要题材,细腻而又兼收并蓄地描写都市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然而他对小说中都市人生命运抉择的处理也显露出了其复杂的艺术个性:自乡村进入都市的“侨寓者”身份造就了他城乡二元的文学性格,同时涉足新文学后对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左翼文艺理论的吸收,又使他的创作具有左翼倾向和色彩的艺术追求,1936年出版的小说《炼狱》,堪称囊括其市民小说、乡土文学、左翼倾向三大艺术特征的集大成之作。周楞伽小说创作多重的艺术风格和他在文坛的活动,使其在作品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上都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周楞伽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他对左翼新写实理论的缺乏理解的片面吸收和对文学风潮的盲目追随,使他的小说长于艺术广度和题材广度,偏重对现实单纯的暴露与反映,却缺乏深层次的挖掘和思考;对于都市单面的强烈恶感,也使其新市民小说缺乏对都市全面的描摹和体验。另外,周楞伽虽然积极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等文学运动,却在其中尽显政治上的幼稚和无知,他的部分小说创作也存在迎合文学市场的商业化痕迹。这些局限也使得作为海派作家的周楞伽终究只能被拘于一个身世传奇、事迹不少、创作丰厚而颇有特色的海派通俗市民小说家。当然作为海派市民小说家的一员,周楞伽三四十年代小说多重复杂的艺术特色,对于丰富海派小说的内涵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