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旗军事驻防体系,是满清封建专制主义中央政权在全国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基础性力量。学术界通常把“八旗驻防”定义为清朝一项特殊的“军政合一”的国家制度,并在相关课题研究中侧重将八旗兵(满族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作为驻防的主体。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政府平定“三藩叛乱”,岭南边疆地区始设八旗军事驻防。两广一带八旗驻防以广东为重,广西为次；广东又以省会广州为驻防的重中之重。广州“满城”是专供旗兵及随军亲眷驻扎和生活的场所,但广东其他各府州县和广西全省,则是由八旗军事驻防体系中数量极其庞大的绿营兵(绿旗兵)承担当地军事防务,且广西驻防兵营一并置于广州驻防将军的统辖之下。可以看出,八旗军事驻防体系实际上包括八旗兵和绿营兵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驻防活动中相辅相成、共同维护清王朝统治。清朝康熙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保护和巩固初兴政权,实施了宽严适中、开放有度的统治政策。平定“三藩叛乱”以后,清政府逐渐将施政重心放在恢复社会生产和生活上,注重“休养生息”与发展封建国家经济有机结合。康熙、雍正时期,广西八旗军事驻防体系受当时统治政策影响,驻防规模和空间设置处于不断调整的阶段,直至乾隆中叶,广西八旗军事驻防体系才逐渐趋于稳定。在岭南西部地区的八旗军事旗驻防体系中,广西省驻防分为桂东北、桂西北、桂东南和桂西南四大驻防区,结构设置主要包括(巡)抚标、提(督)标、(左、右江)镇标及其下辖各营等。在各府州县之下还设有防汛作为最基层驻防单位和驻防点,广西驻防体系基本形成了以点带面进而覆盖全省的网络化布局。清朝乾隆中后期,十八世纪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不断冲击着封建政权统治下的古老的中国社会,加之清王朝统治逐渐走下坡路,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暗流涌动。对此,清政府一方面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企图阻挡和隔绝西方资本主义对清朝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侵蚀”；另一方面,清廷采取增兵、并营、裁军、改址等不同形式,强化全国各省军事驻防的空间与规模设置,借此防范和镇压社会不安定局势。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爆发,广西八旗军事驻防体系赢弱不堪,无法有效控制和镇压不断蔓延的起义形势。对此,清政府不得不大量减裁广西旧有驻防兵营,转而依靠由地方官绅举办的团练武装作为镇压起义的军事主力。然而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地方团练尽管对晚清社会安定产生过重要的作用,但无法取代八旗驻防在清朝国家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可知,清朝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统治政策,使广西八旗军事驻防规模和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了清代广西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说,八旗军事驻防与清代广西边疆社会发展之间都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综观有清一代,广西八旗军事驻防的设立和发展,是中央政府为巩固边防、安定地方社会的战略需要,客观上给广西边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对安定边疆社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八旗驻防的设置为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自从八旗军事驻防体系在广西建立之后,当地社会较为安定,驻防官兵、随军移民和战争流民、外省商人等纷纷在广西定居,并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带到这里,促使各驻防地兵民屯垦有效开展,广西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在八旗军事驻防的保障下,清政府在土司势力控制下的桂西一带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结束了少数民族地区极度落后的领主制经济,为封建地主制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扫清了障碍。农业经济的进步又有效带动了交通水利、商业贸易等的恢复与发展。其次,在注重开发和治理广西边疆社会经济的同时,清政府非常重视文教礼治在维护封建统治过程中的辅佐作用,清代很多任职广西的封疆大吏和文武官员积极倡导恢复和重建官学,推崇民间信仰,这一系列措施客观上推动了广西社会进步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广西具有边疆、多民族聚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特殊性,社会经济开发更多的是通过八旗军事驻防与当地经济、文化的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等方式体现出来。因此,本论文主要是从广义的视角对“八旗驻防”概念加以界定,把八旗兵和绿营兵共同视为驻防活动的主体,将“八旗驻防”由抽象的国家制度延伸为具体的历史活动过程,并以此作为本课题研究和立论的基础。论文试图通过深入分析清代广西军事驻防的设置和演变过程,探讨八旗驻防体系嬗变与清代广西边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揭示有清一代与历代封建王朝对边疆地区治理政策传承与演变的关系,从理论上探索清朝八旗军事驻防与边疆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