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化迈向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的方式也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制造业升级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为克服自身资源与能力的缺陷，制造业开展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成为提升自身能力并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双方合作中产生的新知识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也是产业协同发展下对制造业升级的重要逻辑解释。因此，识别双方合作过程中的知识整合对于制造业创新绩效形成的作用机制，探究影响创新过程中的交互行为与知识整合效果的情境因素，成为学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选择组织微观层面，基于制造企业的视角，在对经济发展进程中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关系回顾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创新理论、知识管理理论和制度理论，探究双方合作创新中的互动行为、知识整合与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并考察了政策环境及知识特性对于创新活动的具体影响。本研究利用156份有效问卷，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　　第一，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组织的合作中，双方的知识整合提升了制造企业的创新绩效。合作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整合，是双方围绕着创新而展开知识管理活动的核心内容。整合后的知识具体作用于制造企业的创新过程绩效与创新产出绩效两个维度。这一发现有助于深入理解制造业能力升级的具体内涵。同时，合作中的知识整合区别以往对于知识单向转移的理解。知识整合是跨组织知识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有效的知识整合也是双方知识管理活动的最终目标。　　第二，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组织的合作中，双方团队及成员间围绕着创新而产生的任务性与社会性的交互行为，有助于知识的交流并减少合作中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合作的顺利展开及目标的达成。本研究针对双方合作中的互动，引入组织行为及前人相关研究中对于互动行为的维度划分，构建了创新交互行为与知识整合效果间关联作用的理论模型，考察创新交互行为对于知识整合效果的具体作用。研究发现，基于任务性和社会性的交互的行为总体上对双方的知识整合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在跨组织的知识管理活动中，知识特性不仅是对知识本体特征的反映，而且还具有其管理性特征。知识特性是双方合作的可行性、高效率与成功的基础。本研究在构建创新交互行为与知识整合关系的主效应关联模型基础上，将知识特性作为影响创新交互行为与知识整合的情境变量。研究发现，知识特性在创新交互行为与知识整合效果之间具有调节作用。但与以往的研究发现不同，知识显性化程度在任务性与社会性的交互行为与知识整合效果之间，并非一直存在着正向调节的作用。相反，当知识具有较高显性化水平的时候，合作双方的互动程度和积极性会被削弱;而知识的互补性则正向调节了基于任务性和社会性的创新交互行为与知识整合效果。知识型员工对互补性知识的获取，成为其行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并影响了知识整合的效果。　　第四，研究检验了政策环境对于创新交互行为与知识整合的影响。经济领域公共政策的一个基本职能是，激励创新行为并将创造的潜能转化为财富获得的现实，通过组织和个人的创新活动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政策通过对行为的规范，减少环境和组织合作中的不确定因素。研究发现，宽松的政策环境，对于任务性的交互行为和社会性的交互行为与知识整合之间的作用并非同样显著。在社会性的交互行为与知识整合效果之间，宽松的政策环境并未显示出显著的作用。这一发现，对于政府及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启示。除了正式的政策以外，创新活动的推动与创新成果的产生还需要创新文化和创新氛围等软性因素构建作为支撑。　　论文的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往关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大多从宏观的经济或产业层面阐释二者关联及资源配置等问题;而微观层面的研究则多以生产性服务业的视角展开。本研究基于制造企业的视角，在微观层面上对双方合作创新中的交互行为、知识整合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影响要素进行分析，旨在识别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的内在机理，回应了中国产业升级的研究背景和现实需要。第二，结合创新和知识管理理论，对于知识整合在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进行识别，将知识整合与知识转移、知识接收等概念区别，并将其视为知识管理过程中最关键的阶段，突出了合作双方互动过程中的知识相互融合与系统化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影响知识整合的行为因素进行挖掘，打破了传统研究中的行为一绩效的逻辑解释，进而对创新交互行为与知识整合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探讨，从而将合作创新中的行为管理与信息管理有机结合。第三，研究将政策环境与知识特性作为影响创新行为与知识整合效果的情境变量。对于知识特性调节作用的检验，对于企业实践者在合作伙伴的选择、创新及成功的可能性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考;而对于政策环境调节作用的考察，则检验了制度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具体应用，为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