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务工,农村留守儿童也由此产生,2010年中国留守儿童已超过6000万。如果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教育或人力资本发展有负面影响,那么这短期内会扩大我国城乡教育不平等,长期则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众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聚焦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但现有研究未达成一致结论。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父母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对留守儿童及其教育投入,进而提高留守儿童学业表现,即正向收入效应;二是父母外出务工减少了留守儿童得到的照顾、增加其劳动负担,进而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带来负面影响,即负向父母照顾效应。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净影响”取决于上述两个途径的综合影响。本研究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净影响”受不同父母外出次序影响。当父母双方由均未外出变为一方外出务工(通常是父亲),这种外出次序称为“第一个父母外出务工”。在儿童父母已有一方外出务工时,留在家的一方也外出务工(通常是母亲),这种外出次序称为“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由于边际收入收益递减、农村家庭父母双方第二个外出的多为母亲等原因,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产生的正向收入效应应小于第一个父母外出务工这一过程,而负向父母照顾效应应大于后者。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第一个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应好于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即影响更加正面。本研究识别了不同父母外出次序中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用实证数据验证正向收入效应和负向父母照顾效应在“第一个父母外出务工”和“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这两种外出次序中的不同影响。本研究使用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团队(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REAP)2011至2012年陕西省72所农村小学5000多名学生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研究“第一个父母外出务工”和“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前后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变化。本研究还使用REAP团队2013至2014年青海省13000多名农村学生的面板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对陕西省样本分析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有显著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比“第一个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更为负面。“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家庭的留守儿童标准化数学测试成绩下降了 0.04标准差,比“第一个父母外出务工”的学生成绩多下降了 0.02标准差,二者差异显著。此结果与本文研究假设一致,即在“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家庭中,负向父母照顾效应比正向收入效应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产生更大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对长子(长女)和非住宿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原因可能在于长子(长女)在父母外出务工后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与非住宿生相比,住宿生在校受到校长/老师等人的照顾会减轻缺乏父母照顾的负面影响。另外,青海省样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还表明“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业表现产生更大正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对更贫困的少数民族学生正向收入效应更大程度地抵消负向父母照顾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来减少第二个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产生的负面影响。首先,可以改善寄宿制学校的各方面条件来通过住校减轻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二,如果对户口政策进行改革,父母进城务工后其子女可转为城市户口去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最后,实际上我国巨大的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体现在所有农村儿童身上,所有农村儿童都需要国家政策的投入与帮助,而不仅仅是农村留守儿童。